资本流动与风险管理:
1)关于资本自由化的议论进展
在197年亚州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强调资本流动的良好功能,并劝告发展中国家尽早推进资本自由化。到了1997年4月,发达国家向IMF暂定委员会提出,协议书内容需要改正,应该把局限于经常项目交易自由化的IMF业务领域扩大到资本交易自由化。之后1997年9月,IMF暂定委员会表示,为了赋予成员国资本流动自由化的义务,修订IMF协议书原则上是可取的,但根据各国实际条件应当注意轻重缓急的折衷结论。同时为了扩大对资本流动重要性的认识,IMF宜布以下“关于资本流动自由化的联合声明”。
第一,随着民间资本流动在国际货币制度上的地位越来越高,目前是把资本流动化的内容补充到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时候。在全球化环境下,为了使国际货币制度进行的更加顺利,资本自由化成为必要条件。在国际货币制度中IMF起着核心作用,而且作为全球化机构IMF处于可以有效支援资本自由化的地位。因此,对于让IMF主管资本自由化的提议,需要慎重的考患。
第二,国际资本流动对于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质最和国内银行制度的健全性比较敏感。根据最近的金融危机经验,可以证明资本自由化必须在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坚实的汇率攻策相协调的同时并行金融部广]等广泛领域的机构调整制度。而月.确立可以有效利用资本和可以容纳资本流动变化的健全的金融制度也问样重要。
第三,这些努力应当向建立促进资本自由化的多方体制方向发展。同,IMF应当支持加盟国作出的与此相关的努力。即IMF还要为资本自由化顺利进行、为制定减少金融危机或国际收支危机发生可能性的政策,起到核心作用。
第四,暂定委员会要以资本自由化为IMF的目的之一,必要时可要求常务理事会修改协议1将IMF的业务范围扩大到该领域。为了使这种努力得到成功,需要有关措施和相关规定,并且需要灵活的、能得到承认的政策支持。关J IMF协议书的修改和试行,参加其他国际协议的加盟国的义务事项应当得到尊重,解决异议时也希望与其他机构紧密配合。
第五,在资本自由化得到积极推进、接近资本市场力度越来越扩大的情况下,IMF的信用受惠及其他财源的必要性会随之减少。IMF会一直执行加盟国在结构调整项目中所需要的财源筹备和支持任务,同时将这种职能会限定为一种催化机能,努力防止出现道德上的松懈。
第六,暂定委员会希望各加盟国广泛认识到向全球化的资本自由化体制转换的重要性。并希望常务理事会努力完成必要的协议书修改工作。
但是,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在发展中国家里慢慢扩散短期资本流动机制的必要性,特别是资本自由化要慎重推进的认识。重要的是通过亚洲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些国家由于过度借入外债、疏忽对外债务管理、缺乏对金融健全性的监督等原因导致金融危机的事实,因此发达国家也开始主张应当实行“按顺序、有秩序的(orderly and well-sequenced)自由资本化”。
之后,IMF常务理事会改变立场强调要注重事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本自由化的危险,资本自由化应当按照适当的顺序实行井需要认真管理。同时强调,在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了使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确切的评价或进行管理,资本自由化需要-贯的经济体制或制度的支持。而且强调应当改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健全性机制政策。
关于资本自由化,国际上的议论焦点转向按顺序有秩序的自由化以后,开始对资本控制的好处和它的费用以及政策手段的优势展开讨论。1999年,G-7和IMF只有在有限范闱内承认发展中因家的暂时性限制政策的必要性。G-7提出“对于正在加强金融监督职能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可作为过渡阶段而破承认,但是不可能代替结构改革。”同时,IMF 表示“虽然资本控制可以给金融危机提供喘息机会(breathing space) 以便于实施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进行结构调整,但是无法代替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政策,同时资本控制会导致这些国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心理的萎缩,而且会很难再次接近国际金融市场。”
特别是在2000年G-20财务长官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强调,金融、外汇市场存在内在危险或不稳定性,因此有必委重视此问题。他们以马来西亚和智利为例提出,适当进行策划的资本控制可以减少这种危险,而且警告了在金融、外汇市场由于操之过急所带来的规制松懈和其危险性。
同时,IMF根据一系列国家事例研究,2000年5月在 “关于资本控制与自由化的各国经验与提示”报告上导出以下关于资本控制与有效性的评价。
第一,资本控制虽然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提供喘息时间,但是无法完全替代健全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政策。
第二,出资本控制而获得的政策调整余地,根据各国汇率的弹性、金融市场发展的水平、健全限制政策的质量.本国行政与执行能力的差异而不同。
第三,宏观经济严重失衡、并在短期内无法改善异议情况的国家,一般无法通过资本控制防止大规模的资本流出。
第四,虽然广泛而概括性强的资本控制要比选择性强的资本控制效果好,但是资本挖制仍然会歪曲或妨碍健康的交易,会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影响投资者信誉度,还会对准入国际资本市场不利。
第五,尽管如此,一个国家如果一直处于持续的大规模资本流入状况,为了弥补其他政策而进行的控制资本流入的措施会成为正当手段。因此应当将资本控制的好处与费用进行比较,并进行认真研究。
第六,虽然建立金融市场的有效限制制度与监督制度需要铰长的时间,但是对短期资本流入的控制是否可以一时的、部分的代替健全性规制,对此需要进一步研究。
2)资本自由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资本自由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特别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得到了国际金融界的重视。包括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在过去的中南美金融危机时,危机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该国家经济基础条件的结构比较脆弱。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大家认识到在经济基础条件比较良好的情况下,由资本自由化引起的短期外债过度流入和对外汇市场的突击性攻击导致了金融危机。从此资本自由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被集中议论”。
信赖市场高效性的自由主义者将危机的原因主要归结到该危机因的内部结构脆弱。相反,不太信赖市场高效性的一方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是冈为该国内部结构脆弱,主要的在于现有的国际金融休制的不稳定性和缺陷。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主要是因为资本大量快速的流入后,再急剧的流出而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资本流动的木质属性而导致的。即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流动导致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的结构缺陷与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开始突出,指责自由放任资本流动的著名学者也越来越多了。其中有哈佛大学的Jeffrey Sachs 教授和世界银行的前任副总裁Joseph Stiglitz, 普林斯顿大学Paul Krugman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Jagdish Bhagwati教授。 特别是Jeffrey Sauchs 教授指出亚洲金融危机不是因为有问题的经济或金融政策导致的,而是因为尽管经济状况良好但由于市场状况的不利变化而产生的(a caseof bad market happening to good economies)。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是由于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之后,资本突然流出而导致的,与自身的问题无关。
同时Wyplosz(1998)根据近期分析金融危机的论文,提出了关于金融危机性质的3个重要共同点。
第一,经历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发生之前都积极推进了资本自由化。
第二,这些国家都存在危机扩散的传染效果。
第三,危机没有事前征兆,都是突然爆发的。以上事实指出,金融危机是由于过急的推进资本自由化导致资本快速流入之后突然流出而引起的。
综上所述,资本自由化与金融危机的联系可以这样解释。当发展潜力大的一些国家实行资本自由化等放缓对内外金融限制时,大量资金就会流入这些国家。同时,在相对松懈和不完善的金融监督体制下,流入的资金一般会投资到超前消费或房地产等非生产性领域。因此导致经济过热。国外资本还会流入到股票市场引起股价上涨,最后导致资产价格上升,物价和工资随之上涨。
在名义汇率基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物价与工资上涨引起实际汇率上升,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这又会引起减少出口增加进口的现象,从而导致经常收支逆差。经常收支逆差只能以海外资本流入填补,因此外债会越米越沉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某种对内外因素的影响,市场转向否定方向的话,大量资金就会顿时流出,最后导致金融危机。
3)对资本流动限制的争论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G-7、IMF等国际机构和新兴发展国就资本流动限制的必要性展开了积板的讨论,学者之间的争论也非常激烈。特别是在1998年3月举行的IMF研讨会上,当时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的财务副部长LawrenceSummers和世界银行首席副总裁Joseph Stiglitz 在资本流动限制问题上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Sunmers把现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出现比作喷气式飞机(jet aeroplane) 的发明,比起限制海外资本的流入,改善金融系统增大经济利益更为重要。他说:“协和机喷气式飞机比普通飞机更快、更舒服、更便宜、 更安全,但是一日发生事故破坏力比普通飞机大得多。不过不要为了避免事故而禁止使用协和飞机,如果制定新的航空安全制度(air-safety regulat ion)延长跑道长度,使协和飞机安全起降就可享受更大的优惠。”
对于Sumers的这种主张Stiglitz则认为,把新兴市场国比喻成在范茫大海上划浆航行的船:国际性的资本流动特别是不稳定月对经济有軎的短期资本的流动,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都得受到限制。他说:“装备不齐全的船容易沦于海底,但是完美无缺的好船也有可能沉没。”同样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不仅会把经营不当的发展中国家陷于困境,还会影响经营经济政策完善的小规模国家(well managed but small economy)。因此,他主张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可以正当化。
这种争论一直持纹到第二年199年5月在马来西亚兰卡威举行的APEC财务部长会议。会议上当时美国代表财务副部长(内定位财务部长) Summers和香港财政长官Donald Chang 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香港的Chang长官提出对冲基金是产生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因此应当对此进行限制。他把对冲基金比喻成“跳进小水塘的大象(an elephant in the sma11 pond)” 。对此美国内定的财务长宜Summers把对冲基金比做“浴池里的小孩(a baby in thebath tub),对限制的必要性表示间接的反对意见。
支持资本流动限制的一方主张,为了防止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弊病,需要进行适当的限制。他们提出的弊病主要指以下几点。
第一,大量资本流入会导致经济过热,由此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因此会发生经常收支的逆差现象。
第二,过度的资本流入引发汇率的上涨,灯抑制这种情况货币当局介入外汇市场,就会导致货币蒸发。为灯防止通货膨胀,如果所谓的中央银行以发行货币稳定债券等方式实施冲销政策(sterilization pol icy)吸收市场的流动性,利息就会持续偏高加快资本流入。而且,高利息会增加政府债券的支付利息,给政府的财政政策造成负担。
第三,大规模的资本流出导致投资萎缩、增长速度下滑、经济停滯等问题。特别是突然的资本流出会恶化银行的流动性,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
第四,国家通过全面的资本自由化在完整的资本流动状态下,人为地保持汇率的稳定,会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沦陷于所谓“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 或者“三元悖 论(Trilemma)”的陷阱之中。
第五,突击性的资本交易会导致汇率的不稳定。
但是反对限制的一方则认为, 资本流动确实存在-些问题,但是资本控制无法代替以资本流动而得到的利益,即无法覆盖投资和生产活动创造的经济附加值和就业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福利增长这种良性循环效果。他们认为,与其限制资本流动,不如构建建全的宏观经济运用和金融系统,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
关于这种争论,IMF在1999年3月根据分析36个国家的资本控制经验和有秩序的资本自由化事例,制定并发布了“近期资本控制事例与教训”报告书。报告书提示了以下观察与教训。已经完成资本自由化或者正在进行资本自由化的国家需要一贯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产业政策的支持。即①货币信用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一贯性:②培养健全而有竞争力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③在金融机构的限制方面,向因际最佳惯例(international)。
4)资本流动的管制方案与界限
资本流动的管制分为流入管制(inflow control)和流出管制(outflowcontrol)。流入管制主要是指事先对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进行管制的措施,最近有些学者以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和短期外债的增加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为理由,部分承认流入限制的效果和必要性。
他们劝告资本自由化应当随着该国的健全性限制力度加大而-起推进,与短期性资金相比,应当先对引进中长期资金进行自由化,比债务性资金先促进外国人投资等非债务性资金的采用。他们还提出对一时性的短期资金流入进行限制时,运用具有市场亲和力(market-friendly)的间接方式比起采用直接的方式更为适合。
贴近市场型(market-friendly),间接限制的最具代表性方法是在智利使用的可变存款条件(VDR: Vuriable Deposit Requi rement)制度。VDR制度是把从海外流入的外资、特别是短期性资金,在一定期间内无息存入中央银行,从而抵消因内外利息差额而引进外资的方法。1990年 智利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实行了强有力的通货紧缩政策。由此国内利息上升,增加了外国资金流入国内。为了防止大量资金流入,智利当局只好不顾良好的经济发展降低利息,不顾毁损出口竞争力容忍汇率上涨。同时智利当局在1991年采用VDR制度,选择了抑制短期资金流入的政策。
此外,面对金融危机可以使用的直接的资本控制于段即安全措施(safeguard)有:
①对外结算与交易的暫停;
②外汇的中央银行集中制度;
③资本交易许可制度。
据1999年3月IMF发表的“近期资本控制的事例与教训”报告,如果积极推进资本控制,就会出现迁回这种手段的一系列措施,导致资本控制有名无实。
具体的迂回手段有:
第一,操作进出口价格(under-invoicing ofexports and over-invoicing of imports), 把资金转到海外。
第二,利用贸易贷款结算的问隔,让资金流出海外。
第三,以国内交易代替随着对外交易产生的付款方式即所谓netting。此外还有将资本交易伪装成无形贸易、通过没立海外分公司把资金转到海外等方法。最近还有通过期权(options)交易或I换(swaps)交易等派生商品交易躲避限制的。
比如,1995年巴西为了抑制短期资金流入、奖励资金的长期流入,给外资流入征收税金(entrance tax),而对于6年以上的长期资本免征该税。因此投资者为了得到税制优惠表面上签约6年合同,但增加以1年后可以要求偿还债务的所谓call option内容来迁回限制。
而且,在海外本国货币受到限制的巴西、韩国、印度、菲律宾、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虽然过去禁止区域外(offshore)的外汇期货交易,但是事实上在区域外金融市场(offshoremarket)通过套利方式的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DF non-de1 iverable forwards) 或者无本金万换交易(NDS non-deliverable swaps), 已经进行了区域外外汇交易。
5)金融稳定论坛工作组的建议
如上所述,1999年4月14日在华盛顿IMF总部举行的金融稳定论坛(FSF:Financiel Stability forum) 第一次会议上,认识到亚洲等地区的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过快推进资本自由化,并组成关于资本流动的专门工作组,商讨了理想的资本自由化和健全对外债务管理,并商讨了紧急安全装置(safeguard)等面对危机的紧急资本控制方案。
关于理想的资本自由化,如上述表明,资本自由化初期,根据资本流出入采取健全的管制方案,要以开然有序的方法(an order1y and sequenced :manner)推进。
关于资本控制,研究资本控制的发动时期及经济情况根据、资本控制的方法等。工作组首先调查14个国家的事例,对资本控制的有效性,其立场基本上有所保留。换句话说,仅以资本控制很难解决危机,只有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运营才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严重失调,或短期内无法改善经济失调的国家,不能仅以资本控制来解决大规模资本流动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
同时,报告还提出对J资本流动与其风险管理,强调国家级的风险监控和公共部门、银行部门及非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金融市场的透明性以及关于对外债务的统计资料等措施的重要性,并提出主要建议。
①国家级的风险监控(Risk Monitoring by the National Level)
第一,政府要以明确的国家目标树立国家风险管理战略。这里要包括监控和评价整个经济及各领域外债相关风险和流动性情况的系统。
第二,为了国家外债风险管理,要制作能够掌握流动性情况或汇率等风险的借贷对照表形式的统计资料,以掌握其外露程度。对于实物经济和金融市场发生多种冲击时,政府要具备可评价从而引起的流动性问题的方法,即要制定比纯脆弱性指标(simple vulnerability indictors) 更加精细的疲劳测试(moresophisticated stresstests) 及情况分析(scenario analyses)手段。
第三,政府或国际机构要经常评估这些国家的相关政策是否引发短期资本流动或引发过多的外债增加的负面影响。而且必要时要采取迅速解决手段(promptcorrective meusures) 。
②公共部门的风险管理(Risk Manugement by Public Sector)
对外冲击时,过度的外债增加会将经济力量减弱,要抑制随之而来的风险,政府部门的作用与公共部门健全的风险管理尤其重要。为了让政府部门理解系统化风险管理的承要性,工作组建议各国树立流动性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运营指南,并且建议树立健全的风险管理并认真贯彻执行。论坛还提请IMF和世界银行为中心,开发“关于国家债务和流动性管理的贯彻指南。”
关于国家外汇储备管理政策,工作组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执行固定汇率的国家,当难以接近国际资本市场时,或公共部门的外债期限较短时,要积攒更多的外汇储备。
第二,对于银行的外汇流动性问题,银行木身的流动性管理和监督部门有效的监督将成为有力的防御手段。而且,公共部门除了本身需要以外,还要对银行的流动性缺乏情况有所准备。
第三,对于国家外汇储备及外债管理政策,政府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情况也要有所重视。但但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要通过提高流动性情况的透明度来实行。
工作织还强调开发国内债券市场的必要性。因为政府可以减少短期外币借贷的依赖,可以树立多种明限的资金落实战略。工作组还表示,国际机构要时时监控并支援各国是否 掌握和管理公共部门风险管理。
③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Ri sk Management by Banking Sector)
工作组强调:引进外资的新兴市场国银行和进行国际间贷款业务的国际银行,即借贷双方都要对由于过多贷款而引发的系统脆弱性负责。工作组对当时巴塞尔委员会(Busel Comitteel 发表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南”表示欢迎,并要求求该委员会研究对新兴市场国外债货币及期限不一的对策,并要求研究外债流动性风险、外汇风险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还要求各国银行监管部门适当制定可限制银行流动性及外汇风险的明确规定。
关于银行信用风险,各国银行引进并使用巴塞尔委员会开发的新资本充足比率框架(the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 为此,新兴市场国要提高其监督力度,同时还向巴寒尔委员会提议,鼓励新兴市场国早期引进并适用新资本充足比率框架。巴塞尔委员会将改善政府信用和民间信用的风险加重值决定机制,并且提高短期银行信用的风险加重值,对于这一系列的动态,工作组表示支持。并表示,政府监督部门为个别银行的外汇借贷风险额度进行评价,要充分收集信息,同时为了风险管理,要掌握整个银行的外汇借贷规模。
④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
工作组建议国际证券监督机构(I0SCO: Internationa Organizat ionof Securities Commi ttee)和国际保险监督者协会”(IAIS: Internat ionalAssociation for Insurance Supervision) 继续鼓励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健全经营,并建议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也适用该报告书向银行建议的事项。工作组建议政府部门指导民间企业引进优良的企业治理结构,政府机关避免恶化民间部门债务状态的政策,尤其要避免企业过分依赖于短期债务的政策。
⑤透明度(Transparency)
在所有风险管理中信息公开非常重要。金融市场参与者适当公开信息是风险管理必要的决定性因素。政府部门要制定关于政府本身的对外债务风险及流动性管理战略和其运营的高水平透明性标准。同时劝告,制定民间部门风险和流动性管理相关政策和管制时,也要采取相同的标准。
负责金融稳定的国家金融监督机关,不仅对整个经济,还要对银行等经济主要领域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年度评估,并公开其结果。这样一米,市场参与者或信用评估企业对其国家的流动性情况做出更准确地评估,为健全的负债及流动性管理提供条件。政府部]应通过商法等渠道,制定升实行在结算报告书上公开负债和金独资产的期限类和货币类内容的会计标准。
⑥资料的要求(Date Requirements)
为了让投资者和借贷者充分理解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需要公开他们的财务情况和风险管理的相关政策,也需要其对外财务情况的相关资料。为此,工作组建议举行政府和民间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对外资金的流动、资产及负债情况相关国际报告标准上调和优先顺序等内容。
最近,关于对外资金的流动和资产及负债情况等资料的质量、涉及范围、适时性等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然而,还需要公开更多资料,尤其是由于新金融商品的出现而发生的风险相关资料,目前尚末提供。工作组强调有必要补充外债统计不足的资料。包括实际期限、面价和市场价格、货币炎债务情况及居住者与非居住者的债务、债券合同上的出售选择权(put opt ion)的相关信息,还有利息及本金偿还利息等。
对于信用方资料和市场资料统计上的遗漏部分.工作组期望由相关机构来研究。即通过国际清算银行地区银行统计(the Locational Banking Statics)的补充,包括对国际资金交易的领域和期限进行分类、区域外金融中心的汇报、非银行金融机构保留的私募债券现状、国际信托机构(cus todians)保图的相关资料用问题、拥有本国发行债券或短期金融商品的非居住者信息等。
该工作组还通过关于资本自由化和资本控制的14个国家事例分析提示了以下几点:
第一,所有国家不存在适应任何情况的完全有效的资本控制手段。资本控制效果随宏观经济失调严重性而不同。
第二,对特定部[]的选择性资本控制虽然能有效限制其交易本身但因为市场参与者可找出无管制的其他迁回手段,最终还是没有太大效果。即虽然能控制资本交易,但仍然可通过日常交易或直接投资交易而回避限制,为避免类似现象的出现,需要进行广泛而综合性的控制。
第三,各国行政能力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也是资本控制选择和效果的重要因素。即对于经济开放程度低且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因家,直接控制的管理将更容易和有效;但对于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直接控制的效果反而低,如要提高效果,则需要行政能力。当执行合理的宏观政策和有力的健全性对策时,可以保证成功的资本自由化,并能有效减少由外部冲击而引起的脆弱性。
自1960年开始,韩因长期以米通过采用较外商直接投资(FDI:Foreign,Direct Inves tment)更容易的银行借贷,其中尤其是较长期借贷相对容易的短期资金借贷方式的吸引外资政策,筹集了经济增长所需的财源。到了1990年,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大幅增加,引起国家信用危机,导致资金的期限延长或周转使用(revolving)困难,面临了国家流动性危机。
尽管如此,1997年底,韩因面临金融危机,按照[MF提供的方案废除对资本交易的所有限制,迎接资本完全自由化的时代。按照与IMF的约定,韩国在1999年4月和2000年底,先后废除了对所有资本交易和外汇交易的限制,实行完全资本自由化措施,作为补助措施,针对非常时期制定安全装置(safe-guards),四种直接资本流动管制手段。
四种安全装置都能以资本流出和流入时的控制手段使用,其中,可变预存义务制(VDR: Variable Deposit Requi rement)是主要控制资本流入的手段。为资本流出入管制的保护措施一般按VDR:资本交易许可制一外汇集中制→对外结算及交易的暂停顺序来实行,必要时,也可以重复实行。
IMF等国际机构也认为非正常短期资本的暂时流入给宏观经济运营造成负担时,VDR能充当市场化于段,具有一定的效果。对于VDR,韩国外汇部门事先准备其前提条件,即在一 定期间,对民间资本流入规模、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比率、汇率浮动程度、内外利息差、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规模与水平进行指标化以作为该制度的条件。
但为了防止此再次爆发金融危机,一定要坚持对外均衡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常项目收支要维持长期均衡状态,避免外部的不均衡对内部宏观政策运营造成过分负担。要确保适度规模的外汇储备以防范流动性问题,通过适当外债管理政策,避免偿还外债本息时发生麻烦。重要的是加强对企业和金融机构国外短期借贷的管制,经常监督,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促使自觉进行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