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和第二章已经指出，对于日本经济的复苏，结构改革既无必要也无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改革就不用进行，恰恰相反，在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的全球化压力，已经迫使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形态上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在今天的日本，那些日趋国际化的大企业如鱼得水，运作良好，但是与此同时，众多小企业和个人却在为生存苦苦挣扎。地区性差异愈加显著，东京和名古屋这些大企业云集的都市一片繁荣，而那些由小型企业支撑的地区则濒临经济萧条的边缘。
这种经济差异导致了社会差异，并越来越受到日本媒体的关注，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
在全球经济中，仅中国一个国家能提供的劳动力资源就相当于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总和。包括日本在内的众多外国资本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获得了不断增长的回报，而这同时又意味着，那些与中国劳动力进行竞争的外国劳动力资源的回报率在持续下降。
最终，就造成了前面所指出的各种差异。事实上，全球化进程扩大了受惠阶层和受害阶层之间的鸿沟，在所有的国家都导致了社会分化。
1.日本当年的崛起也迫使西方国家进行过重要调整
通常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于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具有相同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日本因此受到的冲击要更加猛烈。这是因为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遭受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日本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强国的崛起，迫使它们对自已的工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调整。
当时日本的崛起对众多欧美工业化国家造成了剧烈的冲击。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自稳坐世界头把交椅的德国照相机产业，在1965年至1975年期间，仅仅10年之内就被日本的竞争者们完全打垮。同样，许多在1965年之前还没有任何对手的美国家电和机械设备制造商也被日本企业逐出了市场。
工业霸主地位的丧失，再加上越南战争的失败动摇了美国的自信，而重新找回这种自信，美国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在那段时期，诸如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之类的书籍风行一时，所有的商学院都在讲授日本型管理技巧。
2.日本现在正处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处境
相对于那些曾经有过被日本赶超经验的欧美国家，日本现在才第一次尝到了被其他国家赶超的滋味，而日本的整个社会体系却完全没有做好迎接这种挑战的准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60年当中，日本的整个社会体系都是以追赶和超越其他西方国家作为首要目标，从企业的工资结构到教育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制定的。对于学校来说，就是通过填鸭式的教育来培养大量资质均一的高素质劳动力；对于企业来说，则为此采用年功序列式的晋升制度和终身雇用制。作为一个目标明确的国家，为了早日实现目标，就需要每个人整齐划一地共同努力。日本也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确立，最终在除住房条件和道路建设以外的众多领域超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换句话说，在日本社会体系的构筑中，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被其他国家赶超的可能性。
然而日本的经济优势刚刚确立不久，就陷入了资产价格泡沫，并且在其后长达15年的大衰退期间，经济实力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的经济泡沫同时破灭，当日本深陷资产负债表衰退中苦苦挣扎时，中国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许多方面已经能够与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抗衡。
最终日本发现自己面临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同的局面，制造业工作大量移往中国，从1994年起，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就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图6-1)。
西方和日本没能察觉到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原因是，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国输出的绝大多数产品都是由欧美或日本企业生产，或者经这些国家的原始设备制造商许可的代工产品(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OEM)。
图6-1日本从中国进口额不断上升
日中之间的这种差异是由于中国欢迎来自海外非华人企业的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对外国投资设置了重重限制，因此日本所有输人西方市场的产品都是日本的品牌，完全由日本企业自己生产制造。
中国企业的身影隐藏在了它们代工生产的产品背后，这有助于避免贸易摩擦，但是这些产品对那些工业国家劳动者们所产生的威胁却丝毫不减。
甚至即便日中贸易走向平衡，对于日本劳动力的需求依旧会保持下降趋势，这是因为相对于从中国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日本出口的多为知识密集型产品。
假设日本和中国各出口价值500万日元的产品到对方国家，在日本为此支付给一个工人的工资在中国足以雇用10个工人，也就是说，日本从中国输人了九人份的工作。
同样的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国家也曾发生，当时的日本工人收入随工作量增加而不断提高，但是作为他们对手的欧美国家工人却发现，不管自己如何努力工作，所得回报都极其有限。
3.欧美国家对来自日本挑战的两种反应
这对当时的欧美国家提出了一个挑战，它们应当如何应对来自日本的这种竞争。在经过包括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在内的不断尝试和摸索之后，最终做出了两个反应：一个是完全开放进口，使公众的生活成本显著降低；另一个是政府积极支持各种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于是，那些具有创新能力，能够创造新产品、服务和设计的人从受教育阶段开始就有了更多的机会，而对于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人，由于生活成本的降低，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仍然能够维持稳定。
最终，在这种应对策略下，那些能够创造新增附加价值的阶层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其他阶层则不得不忍受生活水准与实际收入的停滞。
在美国，据调查显示，虽然美国经济至2007年为止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繁荣，但是70%~80%的劳动者的工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没有过实质性的增长，也就是说，只有20%~30%的人从长期的经济繁荣中受益。
4.在日本，悲观者远多于乐观者
日本也面临同样的状况。日本内阁府进行的《关于生活水准的輿论调查》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1995年，对于生活水准的提高表示乐观的日本国民，比例远远超过悲观论者，然而从1996年起情况开始逆转，至2007年，相对于乐观者的8.3%，悲观者的比例已经高达29.1%(图6-2)。
从1995年至2003年，在日本陷于资产负债表衰退深渊的这段时期里，悲观情绪的存在尚可理解，但是到2003年之后，就业率和不动产价格都已经开始回升，股价更是增长至谷底期的两倍以上，这种悲观情绪却依然挥之不去，这就令人担忧了。假如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悲观情绪的唯一根源，那么当前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比例就应该向着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水平恢复才对，然而，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事态在如此发展。
这就意味着，日本在最终摆脱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梦魇之后，现在又面对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挑战一由于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日本劳动者不能再仅凭勤奋工作得到回报。大约30%的民众对生活水准表示悲观，仅不到10%的民众保持乐观，只要这种情形继续存在，对于日本国内消费的强劲复苏就很难抱有太大期望。
图6-2日本民众对生活水准表示担忧
5.悲观情绪在2007年7月日本参议员选举中爆发
简而言之，日本现在面临的局势是：日趋国际化的大企业以及这些大企业集中的都市圈欣欣向荣，但是它们的成功惠及的是中国和其他那些海外生产基地所在国，而并非日本国内其他地区的小型企业。
此外，日本的新闻单位和决策部门全都集中在东京，这里经济活动旺盛，豪华餐厅遍布全城，承包商打着城市重建计划的招牌大兴土木。因此，在都市居民眼中，在农村进行的那些公共工程和经济刺激项目纯属浪费公款。
日本的政客们与那些以东京为大本营的新闻媒体打得火热，对此，日本农村居民的绝望感日趋强烈，这种绝望情绪导致了在日本内阁府调查中，29.1%的受访者对将来表示悲观。
不管是好是坏，由于日本国会在纠正城市与乡村选区代表人数比例不平衡问题上进展甚微，所以日本农村票仓在日本国会选举中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农村居民的不满在2007年7月的日本参议员选举中终于爆发，在这次选举中，执政的自民党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这次选举清楚地表明，政客们如果只愿意倾听以东京为大本营的那些媒体的意见，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展望未来，执政党对于日本国内民众由于全球化而不断增强的绝望感的回应，将成为预测日本政治和经济走向的重要参数。
假如形势继续以现在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那些能够利用全球化趋势，协助中国和印度成长的企业和个人将会不断获利，这些企业的股票价格和个人的收入都将大幅增长。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主要依靠国内需求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则无法因此受惠，反而可能因为众多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而面临更大的困境。
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积极与全球化趋势接轨的大中型企业与缺乏这种渠道和能力的小企业以及个人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便日本国内经济出现停滞，那些已经融入全球化趋势的日本大企业依然可以保持强劲增长。
6.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无法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伤害
在这个全球化的新世界里，不能再指望货币政策发挥任何有效作用，因为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到了不是通过利率的微调就可以控制的程度。那些拥有人力和物力资本，能够搭上全球化便车的大企业自然会有强烈的资金需求，但是由于局势不明朗，其他企业对于负债仍然有抵触情绪，这就延缓了资金需求的全面恢复。所以，只要当前的经济形势不改变，那么利率就有可能一直保持在低位水平。
作为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基本政策工具的财政政策，除非经过深思熟虑的运用，否则也只不过是粒短效止痛片。我所说的“深思熟虑”是指利用财政政策完善教育系统，建立必需的研发机构，以保证日本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
在与资产负债表衰退作斗争时，政府如何运用资金只是次要问题，事实上，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只增加需求而不增加供应的军事支出是摆脱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最有效途径。然而，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政府如何运用资金却成为保持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7.刻不容缓的教育改革
虽然各项调查已经显示，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小企业已经感受到了危险的到来，但是以东京为中心的新闻媒体却没有任何危机意识，不明白日本已经面临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同的困境。
甚至在这种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对于日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依然充满分歧。一部分人一口咬定日本应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或者将日元贬值，而完全不考虑这些措施的不现实。
在教育体系上，有些人主张应该重新让孩子们星期六也去，上学，让他们学到更多的知识。但是当前日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的人才，以便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时可以继续保持优势。这样的人才和以前要求的那种“资质均一的高素质劳动力”完全不同。
那些资质均一、拥有相同知识结构和世界观的所谓主流型人才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因为不可能指望这类人才拥有太多创新思维。日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那种非均一资质，但是敢于挑战权威、集思广益，创造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的人才。
欧美的文科教育具有鼓励不同思维的传统，而日本则需要努力改变社会整体思维单一的特征。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为那些实际收入没有增加的大多数人降低生活成本。那些销售从电子计算器到日常消费品的“一百日元店”的兴起，为削减生活成本做出了惊人的贡献。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尤其是在住房和食品成本上还需要更大的改进。如果政府无视高昂的生活成本而一味地推进全球化进程，那么就很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8.真正的结构改革终将到来
综上所述，日本需要付出漫长的时间和极大的努力，才能完全克服全球化的挑战。就如资产负债表衰退需要一个全新的对策一样，全球化进程以及由此造成的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也需要我们在思维方式上做出重大转变。
在经历了长达15年的衰退之后，刚刚能够喘一口气的日本现在又面临着中国和全球化带来的第二波冲击，而这一波的大冲击或许又需要花上至少10年时间才能克服，真可谓“才出油锅，又入火海”。
在过去数年间，日本的政客和媒体都在为诸如邮局和高速公路民营化这类影响有限的肤浅改革喧闹不已，直到最近，他们似乎完全忽略了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和苦苦挣扎的地方经济。但是全球化的浪潮终将改变这个到目前为止还在将资源用于赶超欧美的国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真正需要进行结构改革的时刻终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