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与现在很像，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石油价格飞涨并引发“滞胀”。不过， 20世纪70年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政府债务和消费债务相对适度，政府债务和抵押贷款债务的还款期限较长。
这给了美联储积极加息对抗通货膨胀的可乘之机(当时利率甚至高达两位数),现在再大幅提高利率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导致消费债务违约以及抵押品赎回权取消，使经济陷入瘫痪状态。
当时任何新的政府债务均可以自给自足。政府支付的利息被美国储户赚取的利息所抵消。尽管在国家内部发生了购买力从穷人到富人的转移，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国民收入净流出。
当前约有一半国债为其他国家持有，还有更大份额的新发行股票被销往国外。因此，利率的大幅提高将导致国民收入的大规模外流。而且，由于当前的未偿债务期限极短，较高的利率将影响政府的所有负债，而不是仅仅影响新增债务。换言之，美国纳税人信任并托付的正是所有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始作俑者。
尽管20世纪60年代被誉为“翩翔的60年代”，但那个年代最终被记住的，是速利共同基金、垄断企业和概念股-如美国四季护理中心(1970年破产)以及炸鸡快餐特许经营商Performance Systems,它们均在60年代末宣告经营失败-20世纪70年代则以“漂亮50" 0而著称。
当时出现了大批高资本成长型企业，可供当时居市场主导地位的大型共同基金和机构投资者放心购买而无后顾之忧。这些鼎鼎大名的股票又被称为“一锤定音股票”和“全天候股票”，在市场已经普遍下跌的1971年，仍在以100倍于收益(当时这些股票是有收益的)的价格被出售。
1973-1974年熊市来临时， "漂亮50"股票中的27只股票严重缩水，与1971-1972年的峰值相比，平均下跌84%, 1972年、1973年和1974年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分别报收于1929.02点、850.86点和616.24点，直到1974年该指数才开始恢复。
1973年，只有6只道琼斯工业指数股票显著上涨，而到了1974年，上涨的股票只有5只-区别是它们是不同的股票。
有意思的是： 1973年上涨的6只股票都是基础/原材料企业，这与本书第五章将详细讨论的模式一致，即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走势相反。不仅如此，这些公司还有很高的收益-联合化学公司、美铝公司(Alcoa)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分别以73.4%, 40.6%和18%总收益率领涨。1974年滞胀开始，失业率超过了7%,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如火如茶的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运动导致燃料短缺和工厂倒闭。1974年，有两家公司在石油危机中受益，领涨道琼斯工业指数-销售节能绝缘材料的约翰斯-曼威尔公司和生产节油型喷气发动机的联合飞机公司。1975年，市场再次回暖，这一次领涨的是周期性股票。得益于“定价权新时代”的出现，基础工业如钢铁、化工、铝业、纸业和铜业得到了短暂的复苏。
20世纪70年代末，市场再次进入下跌周期。在伊朗人质危机以及美国共和党执政预期的刺激下，能源及相关技术股、小型生物技术股和国防/航空股领涨。从另一层面来讲，低市值股票证明了自己对冲通货膨胀的价值，它们跑赢了通货膨胀，在过去10年间获得了积极的正收益。但是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很难想象几乎没有任何国际知名度的低市值股票能在今天的市场上有良好的表现。
除此之外， 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证明，普通股票在极端通货膨胀下无法对冲通货膨胀。当然，黄金不在此列，黄金矿业股的表现依然非同凡响。
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还证明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重要事实：一般来说，随着经济问题的加剧，股票与商品(包括原材料、农产品、能源和金属)在市场中的逆向关系即可确立。这是金融票据与有形实物的关系。
从历史角度来看，较大的政治风险是降低海外投资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担心其他国家不会尊重私人财产，也担心外国政府可能出现企业国有化或者政府被革命势力推翻，这一切都会对海外投资者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不过，我所推荐的可供投资的海外市场已经过仔细筛选，能够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我们目前面临的事实是，美国的风险已经远大于其他发达国家的风险。
当我们挣扎于经济大崩溃的边缘时，政府可能会做出更伤害产权和公司利润的税收或监管改革，比如向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
出于对《宪法》的尊重，我们有权阻止工业完全国有化。但是人们不禁会怀疑，以暴利税的名义没收公司利润果真比工业国有化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