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到金融，避免不了讲到支付，支付又脱离不了银行，银行又离不开央行，央行的核心是清结算系统，那么中国支付清算发展的历程是怎样的？
主要的流程是时间点：
支付和清算
支付是货币的转移，自从人类有了货币，就产生了支付，支付是货币的基本功能之一。
还是拿网上都愿意谈一个“跨行取款”的操作来举例子吧吧
操作：
1. 拿着一张工商银行卡，里面钱充足
2. 找到建设银行的ATM
3. 在建设银行的ATM机器上，插入工商银行卡
4. 输入金额，取了100元，钱到手。
银行之间发生了什么
建行系统告诉工行系统，有个工行用户要在我这儿取100元，能不能让他取？
工行说，他的工行账户够扣100元，你先帮我给他吧
建行ATM就吐出100元给你；
你拿到了现金，同时你的工行账户也减少了100元。
对你而言，整个交易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建行先替工行给了你100元，这里形成了一个银行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工行欠建行一笔100元的债务。
那这100元怎么还，何时还呢？虽说是银行间的事，但是只有等这100元还清了，银行才会把这笔交易当做是真的完结了。
可见，银行的一次跨行取款可以分为支付（取钱）和背后银行之间清算两个步骤。
从插卡到建行ATM吐出钞票，这个过程称为支付（Payment）
工行何时怎么还给建行的100元，这个过程称为清算（Clearing）
信息流和资金流
支付反映的是交易的信息流，一般都是实时的，只涉及台账资金的变化。当我们在建行ATM取款时，工商银行层面只是在它内部账户做了一次记账而已，工商银行的真实资金（比如真的钱转移）并未减少。
支付的背后，建行和工行之间一定会发生实际的资金划转以清偿债权债务关系，所以清算反映的是交易的资金流。银行之间可以每天清算一次，也可以隔一段时间再清算，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的清算都是非实时的。
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商业行为，最终都会产生交易。而所有的交易，除了物物交换，最终都体现在银行账户间的资金划拨上，因此一个国家的支付清算系统（Payment and Clearing System）是最基础的工程。这个系统涉及两个问题：
信息流如何传递——即建行和工行之间以什么方式通信？
资金流如何清算——即工行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还给建行100块？
现代银行的雏形
我们先看早期没有真正银行产生之前，是怎么处理交易的资金流和现金流。
最具前沿的当属清道光年间（1823年）晋商的票号和镖局。
道光（1823年）年间，山西平遥商人就创立了“日升昌”等专门办理汇款业务的票号。
当时的票号支持异地汇款业务：客户来日升昌汇款，交了银子之后，票号就开出汇票给客户。
跟银行一样，票号也有总号和分号，客户可以携带汇票或者把票寄给亲人，只要凭票就可以到日升昌全国各地的分号兑出银子，分号给客户兑换之后先记内部账，日后再和总号清算债务。从此之后，商人在城市之间贸易可以不用携带大量的银子。
而汇票在不同城市的各个分号之间流转也形成了很多债务，有大量的银子需要周转，镖局就专为票号来运送银子以及为商人运送票据。
在这个时期，信息流和资金流的解决如下：
信息流问题：汇票+账本（手工记账）
资金流：镖局替票号运送资金
全国手工联行时代
存款准备金出现
在相互搬运A 银行怕 B 银行的客户在 A 这儿取了钱之后，B 不认账。所以为了保险起见，银行之间会要求对方银行先来开个户并且存一部分钱进来作为备付金，或者叫存款准备金。这个备付金账户是专门用于清算的同业头寸户；
尝试实现通存通兑
银行需要在所有银行都开户，才能实现通存通兑，如下图所示。
跨行的另一种选择
一直到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后，我们国家确立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央行的备付金系统正式确立。此时，银行跨行的资金清算有两种选择：
用老办法，在所有有往来的银行开立清算账户清算
所有金融机构都在央行开立清算账户，由央行为商业银行统一清算
想法有了，条件达不到
显然大家都想用第二个方案。然而在那个时代，央行能承担的职责是很有限的，各银行内部数据还没有集中，没有电子化的记账系统，国内甚至都还没有银行卡，客户要转账也没有满大街的ATM。总之一句话，国内的金融环境还没有达到让央行推行全国统一结算制度的客观条件。
为了满足跨行结算的需求，央行当时提出商业银行要“自成联行系统，跨行直接通汇，相互发报移卡，及时清算资金”。也就是说同一家银行的总行及分支机构称为“联行系统”。同一联行内的资金结算，由联行总行自己做。这样，建行深圳分行和建行北京分行之间的资金清算由建行自己内部解决。跨银行之间要能支持直接汇款。跨行业务可以由央行清算，也可以由商业银行自己清算。这个各家银行系统很不智能，体验很差的时期，我们称为“全国手工联行”时期。
于是，每家银行都可以接受跨行的汇款，银行每天自行轧差，各种交易汇总计算后，需要告知其他行的交易信息写成一张张特定的公文，加盖印鉴后在银行间送来送去。这种公文叫做联行信件，而收发联行信件就是当时邮电局的重要业务。
全国手工联行流程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1.整个流程下来，耗时长，靠的是邮局送联行信件
2.各行自己进行清算和结算
3.央行只是收到联行信件不做处理，起到监管作用。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遵循这套流程，跟民国甚至大清国票号转账没什么大的区别，央行仅仅负责监督
汇票和账本手工记账依然是银行在支付环节的信息载体，解决信息流问题。邮电局取代了镖局，为银行收发联行信件，但是效率依旧不高，资金在途时间往往在一周以上。至于资金流问题，则由商业银行自行结算和央行统一结算两种方式一起解决。
全国电子联行系统EIS
进入80年代末期，中国的支付结算系统完全落后于欧美列强，当时国务院特批了一条卫星链路连接央行的各城市处理中心，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支付信息流传输缓慢的问题。
清算中心建成
随着银行业的不断发展，银行每天处理各类跨行业务的数量增多，各家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变得非常复杂，由各家银行自行轧差进行清算变得非常困难。这种状况要求央行必须承担起一个全国清算中心的角色。
于是，央行在1989年12月6日，发布了“关于改革联行清算制度的通知”。
随后在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清算中心建成，专门为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清算服务。这个清算中心包括NPC和CCPC：
NPC（National Process Center，国家金融清算总中心）
CCPC（City Clearing Processing Center，城市处理中心）
全国电子联行系统EIS投产
1991年4月1日，基于金融卫星通讯网的应用系统——全国电子联行系统（EIS）开始试运行。EIS是人民银行专门用于处理异地（包括跨行和行内）资金清算和资金划拨的系统。它连接了商业银行、央行、NPC和CCPC。
EIS示意图：
相比手工联行，支付结算的业务发生在央行的各个城市处理中心，央行总行只负责数据传输。我们可以看到有如下变化：
1. 流程上耗时减少，由原来的7天减少到3天
2. 各行负责内部的清算
3. 央行负责跨行的清算，注意业务发生在城市处理中心。
4. 数据流经过卫星链路通信
EIS的业务流程
假设客户在深圳建行汇款给北京工行，通过EIS处理一次跨行汇款的流程如下：
商业银行（汇出行）接收其客户的汇款请求后，向人民银行当地分行（发报行）提交支付指令（转汇清单）。支付指令可以是纸质凭证，或磁介质信息，或联机电子报文；
发报行借记汇出行账户后，按收报行将支付信息分类、打包，通过CCPC经卫星地面小站即时发往清算总中心。如果汇出行账户余额不足，则该支付指令必须排队等到汇出行余额够扣；
清算总中心收到转汇电文，经记账并按人民银行收报支行将支付指令清分后，通过卫星链路即时发送到相应的收报行；
收报行对汇入行账户贷记后，以生成的纸凭证或电子报文方式通知汇入行；
汇入行作账务处理后，以来账的反方向，向汇出行发送确认的答复信息，完成一笔汇兑过程；
总中心和分中心每日核对无误后，轧平当日的电子联行账务，以存、借反映资金关系。就是说，各地的资金存欠差额，均纳入人民银行系统内反映。
在这个跨行异地汇款流程中：
金融卫星通讯网和EIS系统解决了信息流问题；
NPC和CCPC解决了资金流问题。
从此之后，各个银行之间的跨行汇款就可以直接通过这样的电子化操作来完成了，客户的资金在途时间缩短到了一两天，这也算是中国金融系统的一大里程碑了。
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
从1991年开始，美国开始支持中国建设现代支付系统，世界银行提供优惠贷款，英国负责咨询，最后日本公司负责实施。现在支付系统第一代就这样建设起来了。
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开始设计
1991年10月，中国开始着手建设中国国家金融通信网（CNFN）和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China National Automatic Payment System）。这一项目由世界银行提供贷款，由英国PA咨询公司承担设计咨询工作。从此，全国电子联行（EIS）系统逐步向CNAPS过渡。
到了二十一世纪，IT技术飞速发展，央行的CNAPS一代系统（大小额支付系统）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中国的支付清算步入了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的时代。
常见的系统，也是目前一直沿用的，比较熟知的：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
业务流程
其中：
1. 大额系统保证跨行的实时到账，小额能达到准实时
2. 央行承担了大多数责任，负责清算和结算，业务发生在央行的各种子系统中。
3. 通过金融专用通信网
有了现代支付系统之后，支付结算业务完全发生在央行总行的各个业务系统，实现了对国内资金流动的完全监控，更好地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代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
其实在第一代系统开发快结束的时候，各项功能已经具备，中国人也学会了相关的技术，于是日本人被踢出局。并且中国人开始了第二代系统的开发。
第一代的存在的一些不足
1. 不能满足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灵活接入
2. 流动性风险管理尚待进一步完善
3.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需要加强
4. 业务员功能及服务对象有待进一步拓展
5. 运行监控范围及功能有待进一步拓展
第二代系统技术架构
以清算账户管理系统（SAPS)为核心，大额支付系统（HVPS）、小额支付系统(HEPS)、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超级网银）为业务应用子系统，公共管理控制系统和支付管理信息系统为支持系统。
第二代可能大家最熟知的就是超级网银系统了。简单理解就是7*24小时的大额支付系统。
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发展的历史远远长于货币发展的历史。在货币产生之前，偶然的物物交换已经支配原始社会的经济生活。自从人类的支付工具从物物交换发展至货币时代，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货币及商业银行结算体系支配着全球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自支票等非现金支付工具出现之后，全球现金和非现金支付结构逐步发生趋势性的变化，移动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出现后，非现金支付市场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非现金支付的发展也因此成为观察全球支付清算体系的关键指标。以非现金支付市场为切入点，本文系统总结了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多维度的发展新趋势，包括支付监管趋势、支付创新趋势、跨境支付市场发展趋势以及支付理论发展概况。
全球非现金支付近年来发展概况
2012年，全球非现金支付总量约为3343亿笔，环比增速7.7%，比2011年有所回落。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非洲、中东和中欧地区是全球非现金支付增速较快的地区，增速为20%左右，而中国和乌克兰的增速高达30%。虽然随着经济复苏及支付服务创新等因素推动，发达国家的非现金支付在不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相对于2011年较弱，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也较弱，约为4.5%。两地区的非现金支付总量基数较高，分别为1279亿笔和876亿笔。相比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如CEMEA(包括波兰、俄罗斯、沙特、南非、土耳其、乌克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和其他中欧国家、中东市场)的非现金支付总量的基数不高，约为288亿笔，但这些国家在不断改善本国的非现金支付基础设施和相关法律法规，大力促进非现金支付体系发展，总体为全球非现金支付市场贡献了约55.4%的份额。按照非现金支付量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均为新型经济体，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和韩国。
全球非现金支付市场发展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移动支付和电子支付的发展势头强劲，移动支付年增速约为60%左右，电子支付增速相对减弱，2012年约为16%。二是非银行支付规模不断增加。借助于高科技和电子支付渠道，各种不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提供的零售支付服务不断增加，冲击着监管体制内的银行零售支付，但其数据统计难度也在增加，至今尚没有完整的全球统计数据。
虽然有上述两大因素冲击，全球商业银行在2012年依然处理了377万亿美元的非现金交易业务并获得3010亿美元的交易收入，非现金交易业务额相当于当年全球GDP(71.7万亿美元)的五倍左右。由此可见，支付和交易银行业务在商业银行业务体系中依然重要。银行卡支付在全球非现金支付体系中依然占据主体。2012年，全球借记卡支付总量为1407亿笔，比2011年增加13.4%，信用卡支付总量为627亿笔，比2011年增加9.9%。总体而言，银行卡支付总量约为全球非现金支付总量的60.9%，比2011年略有下降。银行卡支付总量中，北美和欧洲地区贡献了约60.7%，其中，美国银行卡支付对全球的贡献率约为38.3%。
CPMI的24个国家的各种非现金支付占比排名从高到低大致为：卡支付、直接借记、支票支付、电子货币支付。在全球层面，2013年全球移动支付交易达180亿笔，其中银行途径的支付量为158亿笔，非银行途径的支付额为22亿笔。全球范围内，就非现金支付增长速度而言，发展中国家非现金支付额强劲增长，甚至有预测其会在2021年超过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增速相对缓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支付对应流通领域，其中，个体消费者(个人或机构)是主要的非现金支付来源。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商业消费强劲增长，带动了非现金支付额度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非现金支付基数相对较低，加之各种非现金支付创新工具鼓励性政策和优惠政策的推动，其增速自然相对较高。最后，欧美等发达国家更加侧重先行构建保护支付安全的法律制度。刚性的支付习惯改变需要相应的制度推动。目前，欧洲已经推出了基于网络支付和移动支付等非现金支付安全的法律草案(见后文)，并对现有的大额支付清算系统进行升级。因此，不排除未来美国和欧洲地区由移动支付等创新支付工具推动的非现金支付增速提高。
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发展趋势
非现金支付领域固然重要，但观察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发展趋势的维度不只限于最末端的非现金支付领域。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当前在多个领域都有明显的变化，包括支付创新、国家间跨境支付体系、支付监管、以及支付理论等，近年来都出现较为鲜明的发展趋势。
支付创新趋势：移动支付成为行业创新重点
由消费者需求和移动技术轮番驱动的移动支付，在全球呈现爆发性发展趋势，不仅带动了支付规模的大幅攀升，也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支付载体，例如POS。由于相关技术支持和客户群都较为成熟，移动支付增速较快，移动支付的商业化趋势非常明显，已经被各国的政府和商家鼓励和推动，成为新的竞争点，并对传统电子支付形成部分替代效应。以美国为例，其移动支付和电子支付领域的收益约占支付领域总收益的35%，且可能在2018年与传统支付收益平分支付市场。
纵观各国移动支付发展，移动支付服务的供应商并不仅仅是商业银行，大多来自第三方支付机构。以中国为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4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2014年国内移动支付业务规模为9.64万亿元，同比增长134.30%。而2014年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约为7.76万亿元，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而2014年国内智能手机用户首次超过5亿，这也意味着尚有5亿位潜在支付用户可供挖掘。在此背景下，支付宝等第三方龙头支付机构都已构建了个性化的支付链条来争夺移动支付市场。无论其支付链条是密闭式还是开放式，都完全融合了消费者的线上和线下交易行为，也彻底打破了曾经以店面柜台、ATM等非移动支付为主的局面。由此，移动银行领域的争夺战将是一场恶战：传统商业银行的数字化速度和新型非银行支付中介的银行化速度竞争结果，将决定谁能成为未来移动银行的主力。但无论是当前的哪种机构，未来的移动支付领军机构将是高度利用手机、云计算和实时支付体系的综合性机构，移动支付将只是其新型金融生态体系中的核心服务之一。
跨境支付市场发展趋势：非银行支付机构异军突起
全球跨境支付市场竞争激烈，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始搅动支付市场激烈竞争。跨境支付市场大致包括四种类型：国际贸易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外汇投资兑换和跨境融资等)、全球B2C市场以及国际汇款。其中，商业银行除了在国际贸易市场占据主流支付地位之外，其他三个市场都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被非银行支付机构渗透。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一定的安全边界之内，全球跨境支付市场更青睐支付效率，商业银行的支付体系则是以最小化风险原则设计的，缺乏灵活性，支付效率低。全球范围内，也开始提高移动支付等创新工具的支付效率。
跨境市场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就是，发展中国家转接清算市场的开放。转接清算组织是支付机构和央行大额支付清算系统之间的中介，其主要职能是从事银行卡清算，同时也有权参与决定市场银行卡服务定价。例如，中国也将自2015年6月1日起开放转接清算市场，对转接清算组织实行准入制，打破原来由银联垄断的人民币转接清算市场。
监管趋势：区域性监管措施相继出台
国际清算银行的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在2012年推出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在全球层面建立了现代支付行业作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基本标准，勾勒了基于现代支付体系的风险监管框架。自此，各国开始对本国或地区的支付清算体系逐步推行重点监管措施(Key Regulatory and Industry Initiatives)，落实并回应《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各项要求。以促进支付清算体系高效、安全发展。发达国家注重修改完善支付交易相关法律制度，制度的完善或助推发达国家非现金支付体系未来增长。欧盟已经重新修订了《支付服务指令》(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PSDII)，旨在降低支付行业风险，促进竞争和标准化，主要措施包括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敞开大门等。美国则大力推行外资银行资本规则，降低其支付体系中隐藏的风险。新兴经济体国家则大部分选择首先鼓励和支持移动支付等行业创新，风险监管等措施暂缓推行。从行业发展来看，发达国家的各项举措偏重降低风险，推动行业稳健发展;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关注支付行业创新，相继推出支持性政策，鼓励支持支付产业链高效发展。
支付理论有待完善
在国际新型支付模式爆发式发展之际，支付理论也开始受到挑战。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全球移动支付等互联网金融交易行为是不是一种金融创新?回答此问题之前，必须厘清哪些技术因素支持了移动支付等互联网金融交易行为?简而言之，大致包括三种技术：(1)无线通信(Contactless Technologies)，这是移动支付的基本技术支持。(2)近场通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s，NFC)与私人化的客户端。将NFC软件植入手机、电子钱包等移动支付载体，改变了以往所有以银行为主导的远程支付(电话支付等)。(3)其他数字化创新技术。以谷歌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和各类非银行支付服务机构，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数据信息。以此为基础，附加新的数字化创新技术，例如充当新的电子支付信息搜集机构(Payment Aggregators)，从虚拟支付链条中不断挖掘新的盈利点。
上述三类技术均来自通信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基本脱离了传统支付体系。由此，支付——这种传统的金融交易开始转向互联网和通信领域。互联网与金融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模糊不清，导致在互联网金融是否是一种创新等基础理论问题上出现分歧。有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不过是金融中介各种经营渠道的互联网化，本质没有改变，难以称得上创新;也有学者认为，以新型支付工具为根基的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也将重创传统金融业。
将资金从传统金融中介脱媒至新的媒介——电子账户、电子钱包等，后者如果按传统的模式经营资金，则其本质与商业银行等无本质差异。如果其改变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经营模式，比如创造一种虚拟货币如比特币、P2P的Ripple(瑞波币)等，则可以称得上一种创新。而且，如果这种虚拟货币最终可以用于纳税，则其必将改变原有的货币金融体系。类似问题，需要深入实践探究当前的互联网金融运营的微观结构，方能辨识真实情况。
结论与启示
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创新成为当前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发展的“关键词”。创新驱动非现金支付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也使整个支付清算体系在金融体系中变得更加重要，迫使监管当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也使学者重新审视已有的支付理论。
面对创新趋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反应。就非现金支付市场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非现金支付因各类新型支付工具刺激而增速加快，超过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源于经济复苏迟缓，非现金支付增速较慢，且其更加注重先行构建支付安全法律制度。因此，全球非现金支付的结构性变化或只是短暂的。
就中国而言，自2005年电子商务开始爆发式增长以来，国内非现金支付市场发展迅速、创新工具不断涌现，第三方支付机构支付宝甚至在2013年就跃身成为全球第一大移动支付公司(当年通过支付宝手机支付完成了超过27.8亿笔、9000亿元的支付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创新驱动的支付体系发展对危机后的经济体系复苏都是一种积极信号，应该予以鼓励，使其保持持续创新的活力。因此，中国政府首先应该继续鼓励创新，鼓励市场充分竞争，实质性提高消费者的支付服务水平;其次，积极汲取欧盟关于支付法令的完善措施，完善中国的支付清算监管体系，为支付市场竞争确定合理的边界。最后，支付清算体系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支持性金融基础设施，因此，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来看，国内支付清算体系应尽早制定国际化的准入标准、监管标准等，便利人民币境内外的支付和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