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脑有两套决策系统,缓慢的分析系统与迅速的直觉系统,尽管如此,在生活中,我们的多数决策还是被后者所主宰,金融决策亦
不例外,既然人们90%的决断都依赖于直觉,那就有必要深入研究一下直觉是如何工作的。请看琳达的例子。
琳达31岁,单身,聪敏,为人直率。她主修哲学。在学生时代,她热心关注社会公平,强烈反对社会歧视,同时,她还数次参加过反对核武器的示威游行。
下列描述哪一种更可能?
1.琳达是住银行出纳员。
2.琳达是住银行出纳员,并积极参与女权主叉运动。
85%的答题者选择了第二个描述:琳达是位银行出纳员,并积极参与女权主义运动。但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说,琳达作为女权主义者只是她作为银行出纳员的子集,在所有的银行出纳员中,可能碰巧有些人是女权主义者。琳达是银行出纳员的可能性,要大于她同时是出纳员和女权主义者的可能性。因为“琳达是出纳员”的描述没有把她是女权主义者的可能排除在外。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心理推测测试,很有难度,甚至极具争议。原版的测试题更加困难,为了隐藏测试的主要目的,问题中添加了许多迷感选项。科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phen Jay Gould)在听了正确答案的讲解后,仍然心存疑虑:“我明白正确答案的意思,但是脑中一直有个小矮人上蹿下跳,朝我喊道' 她不可能仅仅是位出纳员,再读读题干吧!”
我认为,之所以琳达这道题颇有难度,是因为通常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那是凭借对这个人的短暂印象而直觉地做出判断,这也无可厚非。
小说家寥寥数语便能塑遭一个人物,无须赞述人物的每个细节。歌手琳达.朗丝黑(Linda Ronstadt)唱道:“你不好,你不好,宝贝,你不好。”我们不知道歌词里的宝贝是谁,更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好,但这不成问题。与其给我们赞述繁冗枯渠的细节,还不如就这般简单明了,让人知道就行。
琳达测试题要求我们对琳达进行一番细致的评价, 于是,我们必须动用分析思维,避免使用习惯的直觉判断。我们不习惯于运用缓慢的分析决策系统来评价人,这样做感觉很不熟悉,很不自然,容易使思维陷人混乱。我们承认正确的答案,却仍不忍放弃直觉给出的答案,即便它是错的。
琳达测试题最初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Tversky)设计的。这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对直觉心理很感兴趣,尤其是对直觉如何处理统计信息并做出决策。他们对直觉判断及选择的研究最终让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并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基础。2002 年,卡尼曼在诺贝尔奖颁奖演讲时,做了一番回顾(特维斯基因惠黑素瘤于1996年辞世,因此诺贝尔奖仅授予卡尼曼一人)。他讲道:我们的第一篇合作论文以统计学专业研究人员为对象,研究他们统计判断的系统误差。结果发现,这些专家的直觉判断与他们烂熟于心的统计原理不符合。通过对我们自己以及同事的调查,我们发现,统计直觉与统计知识出现了頑固的差异,这給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实验研究了人们对数字与概率的思维偏见。与期待的相反,人们不会做出理性的决策。在复杂问题面前,我们通常依赖启发法( 也被称为直观推测法),或是经验法则。琳达测试题就涉及代表性启发法。琳达不大符合银行出纳员的标准形象,而更像是位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出纳员,所以,我们匆匆下了论断个 从概率上讲是错误的论断。在需要快速做出抉择时,我们的判断总是受到启发法的支配。
卡尼曼与特维斯基最初发现了3种启发法,随后又将之细分成10种左右。他们为之起了醒目的名称,听起来非常学术化,比如,“锚定"。“代表性”等。锚定效应是指,我们将某些数值作为起始值,然后据此上下调整。例如,一位律师告诉陪审团,他的当事人应该得到1 000万美元的赔偿。结果,陪审团裁决赔偿一半的钱。 在此过程中,陪审团将律师提议的赔会金数目作为了一个“锚”,然后据此推断了最终裁决的數目,决定过程并投有任何理性依据。此外,还有很多种普遍的偏见。心理学家不断发现新的偏见形式,论证各自的确切意义。具体表现,以及涉及的心理过程。
你可能感觉自己不会受制于这些偏见,也不会受到下一轮金融追风的影响,但请考虑一种情况:在听说飞机坠毁的新闻后,人人都会高估飞机失事的风险。心理学将这一现象称做“可得性启发法" :人们往往会依赖最先想到的经验和信息,并认定这些容易回想起的事件更常出现,并以此作为判断的依据。在房地产和信贷市场泡沫破裂之后,精明的投资者处处警惕新泡沫的出现,华尔街的内部人上满怀信心地推测美国国债和美元蕴藏着新的泡沫。
这些人也许认为自己超理性、够冷静,其实,他们完全受到了可得性启发法的摆布,变得对泡沫过度敏感,忽略了其他的金融风险。
如今,关于各种自发法的讨论广泛见诸于金融报端,尽管其名称很是拗口。人们似乎忘了,启发法的研究只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研究的一部分(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们最主要的研究目的是了解人们的直觉。
此项研究的一个主题(同时也是其出发点)是:专家与其他人一样,也容易犯同类的直觉错误。所以,当下- 一次再遇到某位投资专家对股市的未来走势品头论足,或是某位华尔街总裁找借口为现时情况开脱时,不要忘记这一点。
有些领域特别容易出现专家犯错的现象,放射学便是其中之一。放射学家在观察X光片时,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第一印象对病症进行判断,这被称为“格式塔法”,它确实有效,但并非总是有效。
面在一次检测格式塔诠释准确性的实验中, 实验者将同样的X光片展示給不同的放射学家。有20%的概率放射学家会得出彼此不同的诊断。当实验者将同一张X光片先后两次呈现给同一位放射学家时(在放射学家不知情的情况下), 10%的放射学家会做出前后不同的诊断。随后,该实验的实施者,密歇粮州立大学的詹姆斯.玻辰(James Potchen)博士向这些放射学家展示了另一张X光片,这是一位失去左锁骨的病人的X光片。詹姆斯博士提醒放射学家注意观察严重的病症,但是没有提及领骨的情况,结果,60%的放射学家根本没有发现锁骨有任何问题。
最有趣的发现是,当这些放射学家为自己评分时,他们竟然对自己的诊断深信不疑。他们对自己的临床技术与准确性很有把握,因此,不论他们的诊断错到什么程度,这些放射学家都始線坚信自己基正确的。
这个实验不是为了说明统计误差,而是为了证明人们过度自信的普遍特点。过度自信也是行为经济学中一贯的主题。很多总裁对并购信心百倍,可实际上,很多并购都以失败告终。在经济学中,过度自信通常是用于描述我们确信过去的趋势会延续到未来,比如,上涨的房价 会继续上涨,下跌的房价会继续下跌。
除了启发法以外,像过度自信之类的人类倾向与人格特质是导致决策偏差的又一原因。我们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常常鼠目寸光:为了短期的蝇头小利放弃长期的巨额回报。我们对得失的感受是最令人费解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我们不会平等地看待得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甚至用数据来表现二者的关系:损失的痛苦两倍于收益的快乐。这个现实影响了我们的行为,使我们费尽力气规避损失。
卡尼曼与特维斯基将该思想加以整合,提出了“ 前最理论”。在他们看来,个体进行的决策实际上是对前景的选择,而所谓前最就是各种风险结果。据说,他们之所以用“前景”-词为这个理论命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个便于理解的好名字。事实证明,前景理论的确成了经济学中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它以许多有趣的特点为人所熟知。比如,我们难以忍受损失的痛苦,所以,即便已经处于劣势,但为了扭转败局,我们仍然愿意铤而走险。赌徒输得越是厉書就越想板平,死话不肯接受损失的现实,以至于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反之,当我们处于优胜-方时,却不会急于冒同样的风险,见好就收不难做到。简而言之,我们对得失的反应是不对称的。前最理论对投资和赌博的诸多行为做出了解释,这些行为与主流经济学的预测有很大出入。其实这也是一种投资直觉和武断不仅让我们在投資上误人连途,在其他賭博形式上,比如赌马,它们也会带来很多麻烦。我们难以思受損失的痛苦,所以,即使已经处于劣势,但为了扭转敢局,我们仍然愿意艇而走险,而速,只会让我们越陷越深,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