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证检验部分，Cumming教授首先对所有的数据进行了比例比较( proportion comparison)和均值检验，并计算了相应的相关系数矩阵。
比例比较主要用于当保持其他交易特性不变时，检验按照某一交易特性划分的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活动，对某-特定投资工具的使用频率是否一致,如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家和公司制风险投资家使用普通股投资的频率是否一致,保持其他交易特性不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检验结果有，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家较公司制风险投资家，种子期企业较扩张期企业，1990- 1998年较1999 ~ 2000年，生命科学企业较其他类型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于更多使用普通股投资;而风险投资家多于一家时(风险投资团)，则更倾向于更少地使用普通股;处于夹层期、收购期或转型期的企业比处于种子期或扩张期的企业更多地使用债券融资，而生命科学企业比其他高科技企业更少地使用债券融资。
均值检验考察了使用不同类型投资工具的投资额均值及投资额占比均值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利用优先股或其他工具组合(包括债券、普通股、优先股、可转债、可转换优先股之间的不同组合)进行投资的投资金额显著偏高，而利用普通股、可转债以及债券和股票组合进行风险投资的投资金额显著偏低。就投资占比而言，普通股、债券的投资额占比明显较高，而优先股、可转换优先股和其他工具组合的投资额占比明显偏低。
相关系数矩阵计算了使用投资工具(普通股、优先股，债券、可转债、可转换优先股、普通股和债券混合以及其他组合方式)与风险投资家性质(有限合伙制、公司制)、风险投资交易特性(绝对投资额，相对投资额、组团投资、投资轮次、投资时间)、企业家性质(企业发展阶段、雇员数量、行业，所在地区)之间的相关关系。其结果显示，被人们认为功能上相当的投融资工具的相关系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就种子期的企业而言，促成使用债券和优先股的因素明显不同(相关系数分别为0.07和-0.11)。因此，可以认为之前中性突变的猜想不成立。
Cumming教授还采用了多元logic回归模型来分析投资活动特性对投资工具选择的影响。以具有-定特征的风险投资活动使用某种投资工具的概率来表示检验结果。Cumming 教授选定了9类变量作为该概率模型的影响因素，分别是:风险投资家组织类型、风险投资企业所处阶段、企业雇员规模、风险投资规模、是否组团进行风险投资、投资轮次(第1轮、2~5轮或6-11轮)、企业性质(生命科学或其他高科技)、所处区域以及年固定效应因子(以控制市场、行业、监管变化以及学习效应)。
Cumming教投发现，模型的检验结果中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上显著的证据可以证明种子期的企业使用可转换优先股的概率更高，因此，不能推翻之前关于加拿大具有与美国类似的税收优惠的假设，可以认为前人利用美国数据所得出的结论与加拿大的差异是由美国存在的税收优惠所造成的。就学习效应而盲，只有少量的证据显示在后几年使用可转換优先股的概率升高，但同时，数据检验结果显示在这段时间其他的. 些投资工具，尤其是普通股的使用频率也明显升高，因此，Cumming教投认为不存在任何随时间变化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活动向使用某一待定投资工具收敛的趋势(也可观察图2.5至2.8)。除此之外，Cumming 教投还观察到了如下一些结论和现象:
公司制风险投资家比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家使用债券、债券和普通股混合的方式进行投资的概率分别高出7% ~8%、7% ~8%、2%，而使用普通股、优先股进行投资的概率则分别低了12% -13%，3%，但两者使用可转换优先股投资概率相当。公司制风险投资家比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家更倾向于使用债券类投资方式的结论与公司制风险投贷家的激励性报酬安排较低、稳定生命周期较短、且不喜欢对企业家进行积极管理的事实相符(Compers & Lerner, 1999)。
种子期的企业使用普通股的概率比非种子期的企业高5到7个白分点。但使用债券或债券和普通股混合方式的概率较低，分别低3到7个百分点和3到4个百分点。Cunning數授的解释是处于种子期的企业-般没有足以支付债券利息的收入现金流，同时，使用债券所引发的代理成本在种子期尤为显著。而且，种子期的企业使用优先股融资的概率总是比其他阶段的企业高出4%(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一种合理的解释是，随后阶段可能发生的风险投资基金组团投资中存在的化理问题使得投资者要求其收入独立于其他投资者的收入的需求提高.而优先股的使用可以使得风险投资团中各个投资者的收入相关独立，从面减小该类代理问题的影响(Cumming,2003)。Cumming教授在表四表五中做的检验结果也显示，具有多家风险投资基金参与性质的企业比单个风险投资基金参与的企业使用优先股进行融资的概率高出5个百分点，与前面的解释相符。
雇员数量少于50人的企业使用可转换优先股的概率较高(多3个百分点)，而使用优先股的概率则较低(少2个百分点),这与5可转换证券多被用米给小规模企融资的观点相符。
高科技企业使用可转换优先股的概率更高(高出3-6个百分点)，但并不更倾向于使用可转债。Cumming教授认为这是因为高科技企业一般不具备支付可转债券实施转换之前所要求利息的能力，但这类企业中双重道德危机、三边谈判和短期盈利粉饰的代理问题非常严重。这个结果表明，前人关于可转换优先股的研究结论有可取之处，但在不存在美国税收优惠的环境下，可转换优先股只在某类特定代理问题显著存在时才被风险投资家们使用。
风险投资家对企业的投资额和相对于其他投资者投资额的相对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变量，因为它们与风险投资家的议价能力和谈判能力息息相关。相对投资额50%的提升将提高风险投资家使用普通股、债券和可转债的概率(2%~5%)，降低使用可转换优先股、优先股或其他组合的概率(2% ~5% ),而绝对投资额每提高一百亿美元，将使风险投资家使用优先股投资的概率增加0.5% ~0. 9%，使用可转债的概率降低0.7% -1. 4%。Noe & Rebello 的模型( 资本结构模型，不仅限下风险投资)指出，投资者和企业家的相对投资额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取决于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代理问题的相对重要性。Cumming教授的检验结果从广泛意义上来说，与这一观点相符。
收购期企业使用普通股融资的概率较高(多9~14个百分点)，而使用可转换优先股的概率较低(低10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这一类企业大多e在公开市场上上市和交易。相比而言，转型期的企业更常使用债券进行融资(增量概率为8% ~9%)，而更少使用普通股融资(增量概率为-11%)，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一类型(多数已上市但面临破产)的企业很难再发行新股进行融资。
尽量可转换优先股的债权和股权相结合的特性可以较好的符合风险投资家和企业的需求，满足双方在投资收益(资金成本)、投融资风险等各方面的要求，从而成为风险投资中较好的投资工具，且众多学者对于美国数据的研究均支持了可转换优先股是美国风险投资活动中最优的投资T具，不音风险投资活动的特点如何，但Cumming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存在类似关国税收优惠的加拿大，并不存在这么一种单一形式的最优风险投资工具，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代理向题将显著影响风险投资工具的选择。代理问题的产生同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以反风险投资交易的性质特点息息相关，因此，在风险投资活动中，应根据交易的特点和参与方的性质所引发的代理问题来选择恰当的投资工具，设计恰当的阶段投资方案，组建恰当规模的风险投资团，并要求恰当数量的董事会席位等，而不能一味迷信于理论上最优的可转换优先股。
Cumming教授的研究结果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欧洲、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结论相符的，并不是由加拿大的法律法规特性及风险投资活动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性，这对于风险投资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出的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