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人们在加强环境规制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就对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可能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等带来的影响，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效益的下降。由于环境规制要求企业投资于污染防治或者缴纳污染税费，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这不仅会使得生产率下降，而且会造成产出减少、价格提高和利润率的降低。此外，环境投资还可能挤占企业的其他生产性、盈利性投资，从而对企业的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后一观点由迈克尔・波特等人(1991)提出，被称为“波特”假说。他们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产生创新补偿作用，弥补甚至超过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成本和利润率等带来的不利影响，达到环境绩效和企业经济绩效同时改进的“双赢”状态。
一、事实与分析
虽然众多学者对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Branlnnulun，Fare and Grosskopf(1995)使用1989年和1990年41家瑞典纸浆和造纸企业数据，采用非参数的技术模型比较了受规制与不受规制下企业利润的不同，结果发现，有些企业由于环境规制导致利润下降，也有些企业利润不受规制的影响。Sancho，Tadeo and Martinez(2000)使用效率指数对西班牙木制品和家具制造企业在环境规制下的产出和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出和生产效率都有负的影响。AJpay，Buccola and Kerkvliet(2002)使用利润函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美国和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利润率和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1971―1994年间，环境规制对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为负，但是对生产率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对美国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不显著，对生产率有负的影响。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生产效率。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工业污染防治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间的权衡问题，这就要求环境规制政策在达到污染防治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利润率等的不利影响，甚至达到污染控制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双赢”目标。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使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模型与数据
我们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选择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作为利润率的指标。由于影响企业利润率的因素很多，需要在模型中加以控制，我们的控制变量主要是企业规模。我们对模型采用双对数形式，这样可缓解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和方程的异方差性。建立的基本回归模型为：销售利润率，Cost是成本费用利润率，Size是企业规模，e是随机干扰项。具体而言，上述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1 销售利润率：反映产品销售利润的实现程度，是衡量企业销售收入收益水平的指标。销售利润率(％)=销售利润÷产品销售收入×100％。
2 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x 100％。
3 环境规制强度：对于环境规制强度(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的衡量，学者们倾向采用污染治理支出和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原因在于，当企业面临较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会花费较多的支出和成本在污染治理上，污染治理成本和支出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增加，所以，使用污染治理支出和成本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强度。因此，我们采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成本)作为企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由于对于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相同污染治理成本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企业的成本负担而言也不同，所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必须考虑企业规模的差异。我们将污染治理成本除以企业产值以消除这种差异，即以每千元工业产值的污染治理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为：环境规制强度(元／千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工业产值)×1000。 4 企业规模：采用工业总产值作为企业规模的测量指标。企业的生产总规模(生产能力)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率，所以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以避免估计偏误。
我们选取的是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及工业总产值，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36个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等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环境规制强度是根据《中国环境年鉴》中公布的各行业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污染排放及处理情况中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到的。
三、结果与分析
由于企业利润率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反应可能有滞后期，所以我们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即期和滞后1、2期的影响。我们使用Eviews 5.0提供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2。
据表2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环境规制对销售利润率没有显著的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但是对滞后1期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成本费用利润率增加0.11％。
(2)企业规模对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 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每提高1％，二者分别增加0.28％和0.14％。
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并没有产生不利的影响，反而从长期看对企业利润率有一定程度的正效应。根据波特等人的观点，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改进的信息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使企业在面对较高污染治理成本时，投资于创新活动以满足规制政策的要求，从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包括产品(创新)补偿和生产过程(创新)补偿，通过产品补偿增加产品价值或降低产品成本；通过过程补偿导致产出增加或投入要素的降低等。这些创新补偿效应甚至会超过由环境规制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我国企业利润率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否来源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我们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建立的基本回归模型为：Log(Patentit)=a+p1Log(ERIi。)+p2Log(sEll)+p3 Log(sPjt)+8it。
在模型中，我们采用企业拥有发明专利数(Patent)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专利数作为反映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技实力的一种度量，专利活动的规模和水平，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控制变量包括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sE)和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sP)。技术创新过程就是一个利用各种资源(包括科技人员、设备、资金等)创造出一种新知识的过程。资金投入是进行科技活动的基础，也是影响技术创新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sE)表示资金投入；科技人员是开展科学技术活动的核心力量，也是衡量科技进步程度的重要因素，我们用科技活动人员数来衡量技术创新的人力投入(sP)。
我们使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估计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我们使用Eviews 5.0提供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3。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环境规制对企业拥有专利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专利数增加0.23％，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作用。正是由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从而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成本等产生的不利影响，导致了企业利润率的提高。
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未根除其基本矛盾。新社会因素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已被新社会因素打开了缺口。虽然这些新变化具有两面性，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弗朗西斯・温文对马克思理论的简评是：“《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如何使人沦为劳动力商品，商品如何取得统治人的巨大力量，反过来统治生产商品的人。今天，这一点已在全球越来越大的范围成为现实。”谢尔曼、韦斯科普夫等人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后备军消失和现代工人阶级消费不足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发生的机制，并引用利润率的升降、投资额的增减等大量统计数字证明。吴易风总结道：“资本主义经济要达到均衡状态，两个部类的资本家的积累―投资率必须保持相应比例。但是，资本主义不存在什么机制使得两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满足相应的比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经常平衡。”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埋下了种子。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作为微观经济理论逻辑基础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度量与存在性问题，以及效用函数则存在的效用度量问题。但是，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可以构建起马克思经济学基础的市场价格理论，说明短期市场均衡价格是边际劳动耗费的表现形式，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是部门平均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萨缪尔森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太大，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者支配。它提供一面可以用来批判的棱镜。通过这面棱镜，主流经济学――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通过分析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批判。”到了20世纪末，西方思想界精英层把马克思评为“千年思想伟人”。虽然这项网络调查的结果并不足以成为评价学术科学性的充分论据，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的理论争论之后，西方主流思想界对马克思理论的尊重与认可。
四、结语
本文运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政策在中长期对我国工业企业利润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导致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是，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成本等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了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1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标准和强度，进一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创新补偿作用抵消并超过环境规制给企业利润率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对企业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从激励程度上看还很小，因此通过创新补偿作用而对企业经济效益产生的积极影响还不够大。为此，建议适当提高我国环境规制强度，进而提高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以达到环境绩效和企业经济绩效的同时改进。
2 被规制企业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实行清洁生产，发展生态工业，开展循环经济，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补偿作用，减少环境规制给企业经济效益带来的消极影响。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不仅反映了规制政策本身的质量和有效性，也反映了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和水平。作为被规制企业应当认识到，环境规制不仅仅会给企业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等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它也是企业借以提高经济效益获得竞争优势的机会。通过开展技术创新，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能够降低污染治理成本，减少规制给企业经济效益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达到污染控制和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双赢”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