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一次并购浪潮特征，是以同行业横向兼并为主要形式的，是五次兼并浪潮中最重要的一次。在兼并的高峰年份1898年~1902年期间，被兼并企业总数达2653家，兼并的资本总额达63亿多美元。美国的工业结构出现了永久性变化，100家最大公司的规模增长了4倍，并控制了全国工业资本的40%。在此次并购浪潮中，资本市场的作用呈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对证券的过度投机是此次浪潮的起因和终因。许多对早期并购进行研究的学者认为，这次兼并起源于对证券的疯狂投机浪潮，对证券的过度需求是1896年后兼并浪潮的推进力，股票市场上平均股票价格由1897年第二季度的40美元增加到1899年第四季度的80美元，韦斯顿曾把兼并活动与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的生产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和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指数进行了高度相关。每年消失的企业数与道.琼斯指数的相关系数平均高达0.676，而与工业产出和批发价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34和0.453。这种股票价格的运动和兼并活动之间的相关关系说明：上升的股票价格使兼并经纪人通过对资产的重新估价有可能获得大量的收益，从而刺激了兼并活动的发展。1903年“令富人恐惧”的股市崩溃宣告了兼并高潮的结束。
2.证券兼并是兼并的主要方式。据研究，工业股票上市是促成第一次兼并浪潮兴起的另一个原因，证券化并购使得企业并购更为简易、扼要。
3.投资银行是并购活动的操纵者。兼并经纪人的职业可谓一本万利，获利方法简单，未来期望收益的现值远远超过资产的现行账面价值。证券化兼并市场本身就使经纪人有机可乘，华尔街“炒”家的存在使证券实际值与市场价之间存在一定差额，经纪人就以此差额作为目标，上市公司通过向公众发行股票而从期望值中盈利，投资银行便在兼并双方的股票价格中游刃，以此促使兼并成交。在投资银行的操纵下，许多企业通过向公众发行股票而筹资，使收购.后企业的本来收益转化为资本，完成了巨型公司的组建。其中摩根财团的作用堪称典型。摩根财团领导完成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铁路系统的兼并，一手操纵了美国钢铁公司的成立。据统计，此次并购活动有1/4是由银行，尤其是投资银行促成的。
4.有组织的成熟的资本市场支持巨大规模的兼并。在兼并浪潮高峰的8年中，差不多有60%的兼并事件是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的。另外几个交易所如波士顿股票交易所、费城股票交易所和巴尔第摩股票交易所则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补充。这些成熟的证券资本市场承受、支持了世纪之交的巨大的兼并浪潮。
对于世纪之交的这场并购浪潮，美国经济学家J费雷德、威斯通等是这样评论的：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合并运动主要是横向兼并，其结果是导致了许多行业的高度集中(包括重型制造业)。这一时期是一个经济迅速扩展的时期，这场兼并运动在1899年达到顶峰，差不多是在1903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开始时结束的。1904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北方证券案[193U.S.197(1904年3月)]的判决可能是这次兼并浪潮的终结。在这项判决中，法院规定，兼并必须成功地经受住《谢尔曼法》(ShernanAct)第一节的检验(该法禁止任何限制贸易的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进行的合并)。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在1901年一些兼并未能实现预期效果时，兼并活动，就已经走下坡路了。只是到1903年经济开始衰退时下降得更厉害了。
在1887年到1904年这段时期内完成的合并，据估计涉及到1900年的全部工厂总数和制造业雇员总数的15%[马克汉姆(Markham)，1955，p.157]，80%以上的合并发生在1897年到1904年这段更短暂的时期内。
世纪之交的这场兼并运动，是伴随着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技术的重大革新发生的[马克汉姆，1955，p.156，索尔特(Saler)和温霍尔德(Weinhold)，1980，p.7]。它是紧随着横亘大陆的铁路体系的建成、电力的出现、煤炭用途的扩展而出现的。修建起来的铁路体系促进全国市场的发育，因此，兼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区性企业向全国性企业的转变。马克汉姆(1955，p.156)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虽然没有现成的手段把运输设施的巨大发展以及运输成本的下降同特定市场规模的增长联系起来，然而，我们可以粗略地估计出，到1900年建立了达到一般水平的制造业体系的地区的面积是1882年的3.24倍。市场扩展带来了专业化；专业化要求低效率让位于高效率。只要简单地应用比较成本分析原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1870年到1900年这段时期里低成本的生产者会驱逐高成本的生产者。既然市场扩张减少了效率较低企业固定资产的价值(甚至可能减少到零)，收购就很可能完成驱逐的过程，从而增加了所有权的集中度。并且，市场的扩张必定对大众营销技巧及批量生产的完善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所有这些都刺激了企业规模的扩大。”
虽然马克汉姆的上述观点并没有暗示合并会自动地产生规模经济，但是有些经济学家还是怀疑大规模生产可能是合并的动机之一。林奇(Lynch，1971)提出了规模经济中的三个问题。首先，他注意到，虽然小企业的合并比大企业的合并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但兼并活动却集中在大型企业上。然而马克汉姆却指出，几乎所有早期兼并案例的列表，所列示的都是大型兼并，而并没有包括资本总额少于100万美元的兼并。“由于忽略了小规模兼并，所有表格都夸大了以垄断为目的的兼并的比例，而对由于其他目的而进行的合并的比例的陈述却大打折扣。”(马克汉姆，1955，p.144)
林奇的第二个观点是，虽然合并导致了多厂经营，但只有当通过投资于更大的重置设备以实现生产一体化时，才能获得规模经济。很明显，地理区域上分离的企业之间的横向合并，由于缺乏有形的一体化，因此不会产生任何生产上的规模经济。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规模经济不仅可以存在于生产领域，而且还可以存在于管理和市场营销中。而且，每个工厂在合并以前可能生产不只一种产品，在合并后叮以转变为专门生产一个单一项目。如果这些工厂的活动是协调的，各个工厂的这种向专业化转变的策划与操作，可以以更小的代价来进行。
林奇最后注意到，早期的兼并活动在各行各业中都可以见到，并且刺激横向兼并的技术进步不可能短时间内在一些行业中出现。这似乎并不符合这样一个观点，即规模经济来自于单个行业的技术进步，而不是由于影响广泛的运输成本的降低才得以实现的。
除了以上的理由之外，第一次兼并运动还归因于另外两个激励因素。施蒂格尔[(Sigler)，1950]将这次兼并运动的特征描述为“为垄断而进行的兼并”。穆迪[(Mexxty)，1904]所研究的92个大型兼并案中，有78个控制了50%或50%以上的市场。然而，马克汉姆在考察了有关兼并的早期文献后得出：“在每五个表面上有垄断特征的兼并中，仅有一个导致了相当程度的垄断控制。”(马克汉姆，1955，pp.161-162)以及“显而易见，早期兼并运动中的许多兼并并没有把获得垄断力量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必须用其他的理由米解释兼并。”(马克汉姆，1955，p.162)
许多作者，例如马克汉姆(1955)、索尔特和温霍尔德(1979)，在考察了早期的文献后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兼并的专业推销人、承销商或“制造者”对兼并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人们还弄不清楚这些推销人究竟是如何能够在并未创造出真正价值或垄断利润的情况下，让广大投资者相信通过资产合并能增加资产价值的，但证实兼并推销人的作用的证据却是不胜枚举。或许，在“疯狂的投机浪潮”中，推销人对资产价值的热情为股票市场所接受。按照马克汉姆的说法，在328个兼并中有154个，或者说是47%后来被证明是失败的，早期兼并中如此高的失败率证明了这些兼并总体上投机的特征。“如果考虑到参与兼并的并非是全新的和未经考验的企业，而是相反的，兼并是已经经历过婴幼儿不确定时期后生存下来的企业的融合，那么，这么高的失败率就暗示着激励大量兼并形成的是推销上的目标，而非经营上的目标。”(马克汉姆，1955，p.165)不过，这个结论有些推测的性质，因为兼并运动发生在由于铁路建设的突飞猛进而导致竞争加剧的年代，并且据推测是发生在受到越来越激烈竞争的深远影响的行业中。即使没有兼并，这些行业中的企业也可能倒闭。
有些研究试图以盈利性来衡量长期兼并的成功与否，并试图确定出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利弗莫尔(Livermore，1935)把成功的兼并归结于“精明的商业领导才能”，特别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迅速提高、新产品的开发和行业中新领域的开拓、著名品牌的促销、科学研究在商业上的应用等。杜因(Dweing；1953)给出的失败原因包括：对传统企业和遗留下来的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实现规模经济的努力不够；间接费用的上升；企业规模太大，缺乏灵活性；企业家管理大型企业的天赋不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