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23日，EVA在一篇名为《“附加经济价值”规则》的文章中首次被引入我国。2001年3月Stern Stewart公司在上海建立中国管理咨询分公司，并与《财经》杂志合作，发表了《中国上市公司财富创造与毁灭排行榜》，掀起了国内的研究热潮。其中不乏对EVA的长篇溢美之词，也有不少怀疑反思之作，掌声与警钟随行，鲜花与冷水相伴。对于一些支持者来说（刘刚，1994；张云鹏，2003；陈多生，2003；杜颖，2003）， EVA不仅是一种财务衡量指标，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管理模式，在公司财务系统和薪酬激励系统起着重要作用，是衡量公司价值和股东财富的有效尺度，在一定意义上EVA为现代公司管理带来了一场革命，为企业的管理提供了新思路（蒋绚，2003）。其他一些学者则对EVA在企业价值评估、投资决策等各个领域上的全面适用性加以分析，认为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重要的应用价值。
EVA为投资者、企业的经营管理层甚至整体国企改革带来全新的气息（涂毅，2003；池国华，2002；陈晓飞，2003等）。少数文献（刘葵阳，2003；董力为，2003；张纯，2003）从对EVA理论基础及其组成部分的分析出发，认为EVA的四个价值驱动因素既可以提高公司的价值，也可以在新经济时代让企业的销售和利润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这类文章大多数都出现在2003年，当时正值EVA热潮席卷中国，学术界也趋之若鹜，但真正有实践和创新的却为数甚少，其中还有不少对EVA存在着理解上的偏差。最近的研究，陈石清、谭畅（2004）则把流通股EVA作为解释变量对每股收益和股本资本两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然后根据拟合出的模型计算出单个公司的每股EVA0
尽管有学者王喜刚（2003年）认为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在不自觉地运用EVA所包含的财务思想，也有文章指出EVA在我国A股市场的总体分析、个体分析和行业分析中真实地反映了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肖辉等，2003）。但到目前为止仍缺乏系统性的历史检验，刘芍佳、从树海（2002）却表明我国资本市场从亚洲金融危机后一直都在毁灭财富。他们利用全样本对我国1997-2000年所有上市公司的价值进行了纵向对比。根据他们的结果，我国资本市场在这四年间最高的平均创值额也只有-1411万元，2000年更是惊人的-2866万元，而这期间市场总的耗值额为694亿元，也就是说在这短短的四年内，我国企业毁灭了巨额的财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也有学者也对REVA（Refined Economic Value Added，修正的经济增加值指标）在我国的适用性和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刘力、宋志毅，1999），认为无论是EVA还是REVA，在价值相关性都不如净资产收益率，但却没有提供实证过程。同时，REVA意味着，如果企业的市场价值在增加，则它的资本成本也在不自觉地增加，这与现实是不相符的。
一个富有代表性的观点（茅宁，2003）认为EVA激励可能会引发管理者所示自身利益极大化的风险转移博弈、投入资本博弈和未来增长博弈等行为，并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风险越大，资本成本越高，高的EVA并不一定意味着高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该文洞悉了EVA计算没有进行风险调整的缺陷，也就是说在不同资本规模的企业之间或企业资本规模发生变化时它无法实行横向的比较，这与其他学者（董玉娟等，2003）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同时，由于没有对EVA进行风险调整，因此在决策过程中甚至会出现NPV支持而EVA不支持投资决策的现象。
张进智、王春在《EVA与企业激励绩效考核：经济增加值（EVA）在度量股权激励效果中的作用》（2004）一书中不仅对经济增加值的业绩考核内容和方法，还对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激励机制形成有效长期激励作出了完整叙述。强调将EVA与股权激励结合，用以检查出激励过程中约束不足的缺陷，避免股权激励操作中的负效应，从而使股权激励更加规范有效。
黄卫伟和李春瑜（2005）在《EVA管理模式》得出：在企业绩效的反映上虽然EVA与会计利润存在较大偏差，但在绩效变动趋势的描述方面两者是一致的。股价高低并不能说明企业创造EVA的基本能力，同样，EVA水平的高低也并不能充分地反映到股价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