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信用危机和贝尔斯顿案件缘由探讨
下面可从市场经济规律、金融管理监管、金融公司高层管理、金融专业人员、股份公司和投资者等层面，做简要探讨和阐述。
市场经济规律层面
历史上，多数恶性公司欺诈倒闭案件和“次贷和信用危机”，也常常与市场经济运行周期有关联。
每次牛市后，股票市场便会有一连串恶性公司欺诈倒闭案件遭到披露和惩处。大多这样的公司，特别容易在牛市中忘乎所以，造假欺骗，熊市时轮到清算。
地产牛市时，金融房贷机构也特会忘记行业“圣规”，随便把钱贷给没有还贷能力的房贷人，等到地产熊市时，便有了大小不同的“次贷和信用危机”。
美国1990~1995年就有过不小的“次贷和信用危机”。它是80年代末房地产牛市后的产物，也与一例机构投资者投资倒闭有关。这个机构就是南加州桔橙县政府（ Ca Orange County）。一个有着20多年县政府财金财务管理经历的人，由于受有关金融机构某些人的蛊惑，将县政府连同其下属200多个单位的全部财政资金共约76亿美元还用其抵押贷款了130亿，合计约206亿资金，全部投人长期债券或债券期货产品。由于利息走向与预测的投资方向反了，导致债券本金面值大降，招致了金融公司下发补交大笔现金命令单，在无钱可交的情况下，发生了轰动全美的县政府机构财政资金危机和倒闭案，共约损失了20亿美元。更为严重的是，该县政府有关财政机构在市场上发行的几亿美元债券，由于倒闭原因，几乎化为乌有，使全球投资者非常震惊，触发了金融市场较严重的“信贷信用危机”。
2008年的这次房屋“次贷信用危机”，有着与1990~1995年这类危机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也是与地产牛市的后遗症和机构大量借钱投资豪赌一类债券和期货产品后，引起倒闭有关；与房产和债市的“信贷信用危机”有关。
1998年全球发生的“次贷和信用危机”，尽管与地产业无太大关系，但也是与机构借贷逾期不还，大量对冲基金借钱投资次级债券和期货产品后遭遇危机和倒闭，及1998年又适逢美国市场经济的周期年有关。
当时那个向欧美借贷约200亿美元，逾期无法还本和还息的机构是俄罗斯政府（正遭遇国内金融危机）。这件事一下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次贷和信用危机”。这里的“次贷”不是房屋贷款的“次贷”而是指债券市场上的级别极低的“垃圾债券”。投资者恐慌的原因主要是，一个政府都会还不起债务，那些经营不良的公司就会更无能力还债。所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量抛售“次级债券”的狂潮，也波及到整个债市和股市。
一些借钱大量投资“次级债券”和债券期货产品的对冲基金遇到了灭顶的麻烦。一个叫“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LTCM）就是当时闻名于全球的典型的危机和倒闭案例。
金融管理监管层面
如果注意长期阅读欧美的一些金融新闻报刊的信息，便能了解和发现一些问题。
其一，这些国家金融管理机构的权威大多是理论学者或商人和政治家出身，他们注重经济市场理论。客观上，理论和实践总会有很大差距；传统理论往往不能够解释和解决好许多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新问题；管理层的新知识结构赶不上全球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新产品和新的金融知识内容，因而不容易辨别新产品和新知识的伪劣，仍需通过市场实践去帮他们检验新东西的好坏。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政策和监管很难做到防患于未然，大多都是在恶性事件暴露后才可能处理后事。
其二，欧美元融管理和监管人员大多处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社会地位，常常是干不了几年就换人。常换人也是有利有弊，新官上任可以三把火；但在未搞懂如此复杂的金融理论和不断更新的实践内容之前，又很难在短期内有多大作为。
其三，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不断变更，一会儿是官，一会儿又是学者，一会儿又是企业家。像这么复杂的商场、官场和学术权威界的三角社会关系，要想在短期内调和有他们深厚根基的方方面面的主张和利益关系，是极其困难的，要做出英明决策就更难。
金融公司最高管理层面
金融公司最高管理层面也存在很多棘手和难医的症结。首先，美国金融公司最高管理层中，不少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谈不上是金融专家，实属外行管理内行。如花旗银行集团，因经营管理失误被迫辞职的前董事长查尔斯·普林茨（ Charles Prince），原本是公司的高级律师，在集团遭受多起较大司法起诉案例危机，前内行董事长退休时，临危突然升任为集团董事长。想想看，一位高级律师按律师的专业知识、长期思维方式、行事作风和行业规则来管理一个世界王牌金融公司，使得公司不少有丰富金融知识和经验的高级主管迫不得已离职或遭到解雇，换上不少半外行和律师与他来一起管理。他们把一个世界级金融公司几乎按律师事务所来经营打理，其最终经营不善和出现建行100多年来最大运行危机应该是必然的结果。其次，美国公司，包括金融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工资、红利提成和其他福利待遇之高，为世界之首。他们的天价所得有很多问题，对股份公司的长期经营管理一定会有严重不利影响。了解一下他们的工资待遇在过去十多年的增幅和为何大增长，便能发现问题的实质。
据有关单位的统计，截至2005年，美国股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一般小时工的369倍，1993年是131倍，1973年仅是36倍。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首席执行官的收人，到目前为止，平均才是一般员工收入的20倍左右。
花旗银行集团前退休董事长1997年的总收入是2305亿美元，2000年是224亿美元。美国另一位金融公司 Capital One Financial董事长2005年的收入是249亿美元。
他们一年的管理劳作怎么会值那么多钱？谁给他们定那么高的收入？如此高收入会不会损伤股份制公司经营、雇员、股东和投资者多方的利益？谁又能够阻止他们的收入继续攀高呢？
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策允许股份制企业自主给高级主管的收入待遇定价，也几乎就是，老板们自己给自已定价，再经董事会或收入福利委员会讨论批准后，写进公司章程和报告，之后向监管层、雇员、股东和投资者通告。董事会和收入福利委员会的成员，基本都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们来选拔和委任，被提拔和委任的人来举手表决老板们的既定收入待遇。试问谁敢投反对票？有过一个人，他就是投资大师巴菲特先生。
巴菲特不喜欢股份公司高管过于离谱的高收入待遇。20世纪80年代末，他投资买下一部分前投资银行索罗门（ Salomon Inc.，后来被花旗银行集团兼并）的股份，申请加人了公司收人福利委员会。1990年，当索罗门公司的盈利下降时，他投票反对高管的既定高收入待遇计划，被委员会成员表决出局，从此，他再没有进入过任何公司的收入福利委员会。
笔者大胆认为，美国股份公司采用这种“民主内容和形式”来决定公司高管越来越离谱的绝对高收入和福利，实质上是利用民主程序，变相搞一种所谓合法化的（笔者起名为）“文明化腐败”（Civlized Corruption）。像发展中国家公司的有些高管，因年收入和福利比般雇员高不了几倍，心理感到不平衡，从而产生一些偷拿偷用的现象应叫“非文明化腐败”（ Uncivilized Corruption）。美国有些公司高管自我发财和掏空股份公司财富的聪明，是随自由市场经济在过去十多年快速发展起来的，可谓先走一步或高人一筹。“他们通过形式民主内容，把损公肥私的劣行，变成字面上、公开和合法化的东西”。美国证券委员会和议会，在过去十多年里，随着公司高管收入和福利不断攀登高峰和创造奇迹，各路人士怨气和怒气不断爆发和高涨，调査和出台过几次监管措施。有些产生了一些效果；有些是越管越糟，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比较有效果的一些政策主要有：20世纪90年代初，议会决定公司高级主管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不能再继续享受减税优惠。2002~2007年，证券委员会查处了一两百家公司高级主管对每年获取的大量公司股权价格随意改动和徇私舞弊，以牟取非法个人暴利，损害股份公司的利益。
越管越出现明显副作用的可从两方面说起：
第一，美国证券委员会2002年出台的名为“ Sarbanes- Oxley的股份公司补充监管条例要求，公司高级主管的年收人和福利要对监管部门和股东透明。这透明的结果使得大小公司的主管知道了天外有天，还有比他们收入更高，比他们更贪更胆大的，反而一下引起了他们互相攀比，追逐最高收入的轮番竞赛运动。
第二，新监管条例还规定，公司高级主管要事后退回多拿的公司盈利提成红利，假如按事先预告的公司盈利的红利提成高于后来核实的。
美国高级主管的年基本工资收入一般是30万~100万美元，其他大都来自公司盈利提成的红利或董事会的授予。这种把公司高管的高收入几乎和公司盈利完全挂钩的奖罚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鼓舞激励公司高管把才华和能量发挥到极致，也刺激了公司高管为了追求获取不封顶的红利，而变得贪欲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离奇，才会睁只眼闭只眼让雇员不择手段去挣钱赢利，挣得越多，他们的红利提成越多。出了大小乱子，尽一切可能往雇员身上一推了事。
美国股份公司高管的收入和盈利提成，如不制定政策让其封顶，这些高管的收入和福利难道不会继续攀登高峰破纪录吗？这些公司以后的各种危机难道不会越来越多吗？美国公司的实力和竞争力在世界上难道不会越来越受到挑战吗？美国的强大国力难道不会越来越减弱吗？美国大多人民的收入和福利难道不会越来越差吗？
一个国家财富的总数是一定量的，如果大多数财富都越来越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其他多数人的腰包便越来越瘪，国家也会越来越穷。极少数人的钱太多了根本消费不了，只能把财富变成了各种账单上的数字，而其他大多数人的福利不会利用他人账单上的数字得到多大改善，政府也不可能会利用这些私钱来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更没钱对国家长久的各种各样基础建设进行投资。美国整体国民财富可谓最多，但大多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程度基本不如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欧洲许多国家国民的子女可以享受大学免费教育和医疗保险，老年人可以55~60岁退休并享受国家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但美国国民子女不能享受大学免费教育和医疗保险，老年人65岁前退休并不能正式享受国家养老金和医疗保险。
美国实质上主要是企业家治国和立法。企业家在政府、立法和执法机构、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及势力是巨大和无法估量的。要让他们改变和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权益，谈何容易？当然，这些企业家中不乏德高望重者，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金融专业人员层面
大多投资管理、交易和市场销售人员的收入是佣金提成制的。雇员不想尽办法卖力和做事，就会饿肚子或被炒鱿鱼，不挖空心思，甚至不择手段不仅生存困难，而且也发不了不封顶的佣金提成大财，也不会得到赏识和重用。这种对雇员完全实施佣金提成制的分配和生存体系，相比金融高级管理层的工资加提成分配体系，当然是刻薄和残酷的。同样，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有关雇员生存大事的做人做事体系，也是有利有弊，它们可使雇员精神焕发，满怀希望，干劲十足大干事业，但在可能不断成功的同时，也会让雇员心理失常地为人处事，商业和工作行为偶有发狂发疯，自然也就给他们的前程埋下了随时可出现的问题和定时炸弹。
这种完全佣金制雇佣关系，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产儿，在美国金融证券界、信贷、地产和保险等行业广泛实施。这些行业经常出现的不少大问题与全佣金制体系脱不了关系。笔者认为，应该对这种全佣金分配体系进行改革。最起码的改革是，不能完全采用佣金制，既不能变相威逼雇员为最基本的生存权承受巨大压力去玩命，也不能完全置雇员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赌性”体制下冒天下之大忌去拼命。如不进行合理改革，美国金融、信贷、地产和保险等业的公司和雇员在此分配体系下的问题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股份公司层面
有少数公司的财务和公司经营信息弄虚作假，误导欺骗投资者和雇员。许多公司实行雇员是公司的主人，把公司分给雇员的收人红利的25%以缓交税的形式蛊惑雇员把钱投入公司股票；还把公司按法律应给雇员储存养老退休金的部分全部放入公司股票，限定时间及不许抛售和取出，造成雇员受损的可能风险和比例大幅提升。这里要注意，要想防范投资风险，雇员投入一个公司的股票比例不应超出一个人可投资总资产的5%~10%。但很多股份公司的规定让雇员做不到有效防范投资该公司股票的风险。
投资者层面
缺少投资知识、经验和风险防范意识，短期快速致富和投机心理作怪，情绪容易失控，随便采取非理性的类似赌博的行为，最终导致投资决策失误和金融投资灾难。
以上的分析内容和事实，包括贝尔斯顿的插曲和股票结局，以及美国这次的次贷信用危机教训进一步告诫我们：
在全球金融投资市场上，不能将大量资产轻易投资于一个公司的股票和一类新产品；不可以完全轻信世界上任何一个公司的对外消息和自白；也不能完全期待和相信像贝尔斯顿和安然公司这样的恶性案例，像美国这次的次贷信用危机，今后就会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根除。类似的公司欺诈和倒闭案，类似的危机还会以不同名称及形式重新粉墨登场。它们就像自由市场经济和股市有运行周期一样，周而复始地反复出现。投资者要好自为之，以防范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