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掌握牛熊转换的规律是中国股市的第一生存法则
投资者都希望自己的投资决策能够领先大市的起落，因为这样能够获得最大的利润。中国股市经常大幅波动，尤其伤害投资者的是深幅调整是家常便饭，因此除了利润目标外，规避熊市风险也构成了投资者希望能够预测股市牛熊变化的直接动机。
在中国股市熊冠全球的这些年，中国的个人投资者成了全世界投资者群体中最无助、最弱势的一群，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这些大人物们能帮上忙吗？希望很渺茫，因为他们通常所走的研究路径是规制建议，而不是资产价格实证研究。他们收入丰厚，一场演讲或一份顾问合约就超过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根本不需要通过股市赚外快，对股市起落也不过是隔岸观火而已。
结果，在中国技术分析成了股票投资理论的主流，书店书架中的投资书籍十之八九都属于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流行的原因不是这种方法很有效，而是券商交给个人投资者的行情软件使然。使用者在行情软件上花费时间最多的活动是看K线图，因此当他们看到以K线为基础的技术分析书籍时就会感觉很熟悉，以至于技术分析书籍都不用营销推广。技术分析的特点就是只讲概率，不讲因果关系。即使给出原因或理由也是从结果反推出原因，这不是正确的逻辑因果分析方法，因此这些技术分析方法的效果通常都很短暂，大市的趋向一旦改变，这些方法的大部分规则都会失效。诚然，技术高手们可以通过不断调整方法以达到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再失效再调整），但普通投资者很难办得到。当个人投资者把赚钱和亏钱的交易汇总再减去交易费用，就会发现实际上他们没有赚到钱，券商才是真正赚到钱的人。万人迷莱昂纳多的新影片《华尔街之狼》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们（券商经纪）才是得到现金的人。”我不是随便找几个理由说技术分析不好，因为我也曾经使用技术分析方法，但当我找到将经济分析和金融学方法有效应用于中国股市的途径后，我就不再认为技术分析有吸引力了。
市面上偶然有基本面方法的作品，却将大部分篇幅用于讨论信息披露、内幕交易、发行与退市机制、分红制度、坐庄、审批制度、优先股这类制度因素和建议。制度因素都属于规范性的范畴，是制度学派研究的对象，和个人投资者赚钱这一目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而说到选股和买卖时点的内容则几乎都是照搬国外的长期持股、价值投资那一套，结果是长期赔钱、价值转移。这样的基本面方法不仅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且由于方法的长期性和对变化的反应迟钝使得个人投资者受伤更深。
所谓的中国国情不是指股市的制度性因素，而是指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投资占GDP比重超过40%，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会造成衍生需求出现数倍于投资波动的扩张和收缩，这种超高投资比例的结果就是经济的周期性特征非常明显，更为突出的是市场利率由于投资过度、资本不足而经常蹿升，结果就是股市的深幅调整成为家常便饭。因此时机选择变成了投资策略的重要部分，上升到提纲挈领的战略高度。
某某排排网上给出了许多私募发行的股票信托产品的收益率，结果显示中国的私募亏的多赚的少，很多产品跌得一塌糊涂，其中不少是由明星分析师、明星基金经理或经济学博士领衔的。出现这种局面的最大原因就是这些产品都是在经济周期的峰顶阶段发行的。读者会说经济学博士不懂得经济周期，这不是骗人的吧。其实这不奇怪，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如制度经济学），有些学经济、搞经济的人一辈子都不明白这种划分的含义。规范研究是不会让人明白真实的经济周期和真实的金融市场的，经济学家赚钱的方法通常是演讲和顾问合约，而不是股票投资，因此不懂经济周期也无所谓。我们经常看到《一虎一席谈》节目上猛人们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实际上他们所争辩的大多是规范命题而不是实用命题。这就好比物理学划分为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杨振宁先生因为搞不好实验物理而转向理论物理，他的解释是他做的实验经常爆炸让他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很没面子（也可能是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所以让他少添乱），结果后来他反而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有人推责说产品在错误的时机发行是运气不好和大环境问题。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读者朋友，对于懂得投资的人而言，在峰顶买入而在谷底卖出的概率为零：第一，中国经济的周期特征非常明显，要辨别周期变化也不难，即使对许多人而言没有足够的理论和技术建立预测方法，但要对当前所处的周期阶段有一个正确认识也不过如香港人的口头禅所言— easy job；第二，投资人能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把握经济周期，例如，巴菲特买的普通股个数虽然不多，但他阅读的企业报表数不胜数，在201年第一次购买IM的股票时，他表示他已经阅读这家科技公司的报表50年了，因此他能够深刻地感受许许多多企业的经营情况和大环境。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广泛研究个体的方法帮助他准确判断经济周期和进行时机选择。巴菲特既不像那些所谓价值投资专家所宣称的那样长期持股无惧周期，也不是从来不去预测股市：1969年，巴菲特结束了经营13年的合伙人企业，将资金返还给投资者，相当于空仓了，道琼斯指数在1969年收于800点，在接下来1970年的最低位是631点，许多股票都下跌一半。虽然在1973年初创出新高，但在随后的1974年下跌至只有577点。这时《福布斯》杂志采访巴菲特，他生平第次公开预测股市：“现在是发财的机会了。”当时，道琼斯指数是580点。根据巴菲特的公司公布的年报资料统计，1980年巴菲特的公司持有18只普通股，1983年为10只，1986年为5只，而1987年股灾年份下降到只有3只，随后在1990年前后恢复到9至10只。现在你还相信国内某些所谓的巴菲特专家们吹捧的“长期持有然后就发达”的谎话吗？童话故事也不是这么写的。如果你对待所选择的股票一定要像深情的叶芝先生爱慕茅德·冈女士那样长久而专一的话（尽管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别人），那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你。不过叶芝先生还是表示了“后悔”，他在诗中说道：“我曾经爱得长长/长长/于是我渐渐过了时/像老掉牙的曲子一样。”叶芝的诗集和深情可以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如果股票投资者被套住了，敢情就没这么浪漫了。本书第1章也会探讨中国的股神们选择时机的例子，这并不是巴菲特的专利。
对于中国的投资者，2008年上证指数全年下跌65%、深证成指全年下跌63%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而从2010年到2013年中国股市更是持续4年下跌，整体跌幅近40%，这些深刻的现实表明要在中国股市投资的话，掌握牛熊转换的规律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而是这已经成为中国股市的第一生存法则。
预测牛熊市的方法不是找几个经济指标去拟合股市走向，而是将重点放在牛熊市的转换时机上，即关心的是质变而不是量变预测方法是基于下面的原理：
（1）经济周期决定股市走向。注意是经济周期而不是经济增长，两者差别很大。有许多财经人士说股市跟经济关系不大，就是因为把这两者搞混了。
（2）要找到能够领先反映经济趋势变化的恰当代理变量，价格和实际利率是经济趋势变化的关键变量，因为它们决定了资产之间的相对收益率（即资产的真实回报率），而相对收益率决定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行为。
（3）在经济变量的运用上使用独特的顺趋势穿越方法而不是找拐点方法，因而能够建立起高效的预测和交易系统，这是本书的独特创新之一，也是预测成功的关键所在。这里所说的预测是指找到牛市和熊市的转换时机，而不是股市明年要涨多少点，我从来也没有表示我懂得占星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