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有效市场理论的实验研究主要是检验强势有效的存在性，即内幕消息是否会通过内幕交易实现迅速的向市场扩散,通过证券价格的形成得以反映。内幕信息是指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可以说，内幕信息唯一可以向市场渗透的渠道就是交易过程，而渗透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信息传递地速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投资者(非内幕交易者)的学习能力，即是否能通过对市场价格的观察获取信息。
从信息传递速度的角度人手，Kyle (1985) 研究出在内幕交易被允许的情况下，内幕信息将更快地传播到股市中，股票价格会更及时地反映公司实际情况，因此，内幕交易有利于信息效率提高。.但Fishman (1992) 从收集信息的成本角度,进一步考虑了内幕人.员与专业证券分析人员的相互作用对信息效率的影响。他指出，虽然专业投资人与内幕人员在使用各自信息上存在竞争，但由于专业证券分析人员要获得企业内幕信息需要更多成本,专业投资人在与内幕人员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内幕交易打击专业投资人，甚至可能把他们从内幕交易活跃的领域逐出,从而导致更低效的股价。
从检验学习机制在交易过程中的作用角度人手，普洛特、桑得、弗里德曼等学者设置了不同类型的信息不对称实验环境进行研究。普洛特等人设计了一组实验,用于研究相同的信息从内幕投资人扩散到非内幕投资人的情况。实验设计市场中有12个交易者，分属于三种类型，每类交易者的红利都有两种可能性,两种可能性的概率是所有交易者都已知的。有关最终哪一种状态会实现的信息，只有6个交易者知道，另外6个交易者不知道。实验表明,开始的成交价格是编离基础价值的，随着实验的进行，没有信息的交易者通过观察价格来推测哪一种状态会实现，对基础价值的偏离开始减少。实验显示市场信息可能从完全拥有信息的内幕人那里扩散到没有信息的人。普洛特和桑得的结论是，如果通过重复实验形成经验，这些市场行为会收敛于接近理性预期均衡的价格，而且交易者能够通过观察市场推测出市场环境的状况。
普洛特和桑得在第二组实验中考察了不同的信息从个体交易者那里集聚起来，并且在所有交易者中扩散的情况。实验发现，如果同一状态下所有交易者的红利数额都是一致的，交易者能够以一种明确的态度来解释其他人的报价和要价，而且能从中提取信息，来修正自己对实现状态的信念，从而使交易价格趋于理论价格;而如果在同一状态下交易者所获得的红利数额是不同的，市场则不能通过单阶段的交易过程实现信息的集聚。
桑得的实验设置了可以购买信息的信息市场，用以研究证券和信息这两个市场的均衡情况。在实验中，桑得允许投资者在交易开始之前购买有关分红的完全信息。实验发现，当采用统一的价格以密闭拍卖方式来拍卖信息时(出价最高的4个投资者获得信息)，信息在开始阶段的价格相对较高，当没有信息的交易者发现他们能够从市场观察中推测出分红的状态时,他们相应减少了愿意为信息支付的金额，这导致信息价格的急剧下降。当信息价格固定时，并且每个交易者可以在任何阶段选择是否购买信息时，购买信息的交易者的数目就在较大的范围内波动。如果有很多交易者购买信息，信息可以通过价格迅速被披露出来，这就剥夺了那些购买信息的人补偿成本的机会。如果仅仅有一些人购买信息，市场价格通常不能披露出信息，这使信息拥有者获取了大量额外的收益。但从多阶段的平均情况看，有信息的人获得的净利润与没有信息的人趋于一致。
我国的高鸿桢、林嘉永(2005) 在信息不对称的资本市场实验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内幕交易者人数较少时,交易价格明显地长期偏离股票的基本价值，内幕信息并未通过交易活动“泄漏”给市场上的非内幕交易者;当内幕交易者人数较多时，内幕信息可以通过交易活动“泄漏”给市场的非内幕交易者，但是信息传递和价格反应并不是瞬息完成的;内幕交易者可以借助信息优势获取收益;信息不对称的资本市场中存在内幕交易者的市场操纵行为。
杨晓兰、金雪军(2005) 的实验显示:不同类型的信息不对称对市场效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其中，关于分红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价格偏离均衡价格;而关于成交价格的事后信息不对称则有助于市场的信息有效性。李强治、陈杰、张瑾(2008)的实验显示内幕人的数量对信息不对称市场效率的影响不同。在内幕人较少时，市场效率会受到严重制约，而当内幕人增多时，市场效率的扭曲会得到改善。
除此之外，众多的国内外学者还基于不同被试类型、交易机制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对市场效率的影响。例如Becker、Fischbacher 和Hens (2002) 的实验引人了投资者的机会成本; King 等(1990)、Peterson等(1991)的实验根据被试是否具有经验进行分组检验;King等(1990)、 Porter 和Smith (1994) 的实验引人了卖空机制和涨跌停制度; Porter 和Smith ( 1995)、Noussair 和Tucker (2006)的实验引入了期货市场; Porter 和Smith (2000) 的实验中引人了交易成本; Noussair、 Robin 和Ruffieux (2001) 、Noussair 和Powell(2008)的实验引人了证券内在价值的变化; Horita 和Sunder(2007)引入了交易时段的不确定性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