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把印度视为可创造绝对收益的潜在市场，但是并没有单独给它分配10%的资金份额。我们确实打算在印度市场投入10%的资金，这样印度的股票在我们的股票份额中将占有50%的比重。尽管印度市场可能给我们创造非系统性的绝对收益，但我们目前还没有额外再投入10%的资金给它。在处理这些事情时我们有一些隐含的分界线，通常情况下，我们更愿意把这10%的资金直接用于购买具有长期期限的期权。这样在控制投资风险下限的同时，我们可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寻找时机以将绝对收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项交易是关于瑞典克郎的利率期权，但这份交易的资金份额目前只占我们总资金的2.5%。我们看不到瑞典克朗利率要比欧洲利率高半个百分点的理由，这种正利差没有什么合理性，因为瑞典的通货膨胀率很低，而且还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当前，瑞典央行与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均为2%，但是前者的5年期远期利率要比后者高50~60个基点。
在你决定把这用于获取绝对收益的10%的资金份额投资下注之前，你需要到那个国家实地考察一下，深入挖掘一下他们在想些什么，哪些情况可能出乱子，从而发现出一些你在计算机屏幕上所看不到或难以理解的深层的宏观经济信号。通常出现这样绝对收益的掘金机会，都可在其经济基础面找到一个其出位的理由。当你在那里实地考察并与该国本地的专家交流时，你就可能会发现这样的契机。在许多情况下，除非历史情况可类似地类推，否则你只有实地考察才能发现该国市场非系统性变化的内在原因，没有人会跑来跟你说:“你快来这里投资吧，有行情”。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段很时间荷兰盾的利率要比德国马克的利率高约100个基点，然而这两种货币的交易报价却在一前一后。我记得我在拜访荷兰央行时告诉其央行行长，我做多了数以百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兑荷兰盾的交易。我还问他为什么要让荷兰的纳税人白送给我那么多钱，因为那时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要给荷兰盾的持有者提供超额的溢价补偿。荷兰银行当时在市场上信誉很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主权风险。两个月后他们缩小了这种利差，尽管那时我已经从中获利匪浅了，但盈利却因此而减小了。有意思的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人会像我这样对央行开诚布公。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瑞典，我们已经在那里开始建仓，并打算把仓位逐步提高到占我们资金总量的10%。于是，不久后我也打算去瑞典拜访一下他们的央行行长。
除了瑞典之外，我们非系统性投资组合的其他头寸仓位相对较轻。每时每刻我们都在收集与搜寻许多可能的绝对收益投资机会——有时候1年能发现好几次这样的机会，但也有时候却一次也碰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