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对克菜斯勒计划的宣告，标志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首次对一个产业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破产性干预。在克菜斯勒破产案中，政府从本质上恢复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破产法》颁布前流行的做法。尤其类似于大萧条后的铁路破产案，暗箱交易、缺乏披露以及对一些债权人明显要比其他人更为偏袒。
奥巴马说政府“不会与一小挫(不愿同意将其申索减少到29美分回报的)死硬的对冲基金同流合污”，这实质上妖魔化了另类投资行业。对冲基金没有要求过任何的救助，也没有要过问题资产救援项目的任何资助，却被当成经济体系中所有因过度负债导致金融危机的组成部分的替罪羊。最近的情况，奥巴马总统呼吁提高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资本的税收。我相信，在美国最需要资金回流的时刻，这个举动把他们赶到了海外。
在奥巴马讲话之后，我很意外地获得了表达意见的机会。面对蜂拥而至的数以百计的记者，追逐这些“死硬的对冲基金"，我暂时成为了小小的媒体明星，并经常在彭博电视、CNBC和福克斯新闻上露脸，讨论这次交易的情况。对我来说，首次上电视化浓妆是场惊吓，但我很快成为了一名老手。至少我的孩子很喜欢看到，我在电视采访结束的时候一不留神用家里的笑话来收尾。
我的说法也被《巴伦周刊》、《华尔街日报》以及世界各地的很多出版物引用，用以解释克莱斯勒交易案史无前例的性质和潜在的后果。有人认为，汽车产业大规模的失业潮和克莱斯勒推销人员的贫困，对经济体的影响要比让克莱斯勒的债权人在其一级留置权债务上亏损更严重。最近，有人把美国汽车产业过去几年的部分复苏当做对救助政策的有力肯定。
正如我当时告诉记者的那句话，我们并没有确凿的理由认为，按传统破产方式分配克莱斯勒的价值就一定会造成更多的失业。随后的通用汽车破产中，政府干预花了纳税人270亿美元，但确实按照正常的瀑布层次给债权人做的分配。就这个事件来说，救助克菜斯勒的实际成本:40亿美元政府贷款豁免，13亿美元的投资亏损。与所涉及的实际退休人员数量相比，这一大笔钱确实是惊人的。
如果国会想在《破产法》中包括某种类型的紧急援助阀门，它早就应该做了。从政治意义上说，政府利用权力说服私人贷款者投票同意他们的计划，凌驾于完备的破产体系之上，把来自一级债权人的资金分给了其他人。这不仅高度不公平的，而且也违背了法律，潜在地疏远了世界范围内信任并依赖该法律(不仅是破产方面的，而且也是美国整个的金融体系)的数百万投资人。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马克.罗(MarkRoe)教授在一篇发表在《密歇根法律评论》分析克莱斯勒破产案的文章中也认为，此案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大大地伤害了资本市场。如果低等级的债权人因满足政治或者经济的需要，可以跃过更多的高级贷款人，那么贷款人未来在给美国制造业贷款时，就会期望一个更大的风险保障。
最终，美国纳税人把美国的象征补贴转让给一家外国汽车公司，克莱斯勒破产案也巩固了大到不能倒的心态。政府不是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路径发展，让秃鹫来清理垃圾，而是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复活了一个将死的产业，又没有根治好它的病原。我只能希望，这种荒诞的结果不要在美国市场上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