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不平衡的原因，从美国外部还是内部寻找原因，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在美国外部寻找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全球失衡应该从东亚国家的汇率政策、对美国资产的青睐现象或者对美国资产的偏好以及经常收支顺差国家低迷的国内投资等方面寻找原因。
从东亚国家的汇率政策中寻找原因的观点认为，近年来，中国等东亚国家为了维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针对美元化趋势有意识的使用了实质上的联系汇率制度，是加剧全球不平衡的原因。即东亚国家为了实现经常收支顺差，采取了人为降低汇率以促进出的成长战略。 由于东亚国家实施的汇率政策在实质上与过去的固定iC率制度相似，故称做“新布击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I)”。
把原因归到对美国资产的青睞现象是因为，东亚国家向美国投资并不是由追求高利润的民间投资者来实现的，有意通过购买美国债券增加外汇储备的各国中央银行才是投资的主体，这种现象导致了美元价值高位运行，并加重了全球不平衡。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日本、韩国等10多个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保持在2兆美元以上。而在2004年美因6650亿美元经常收支逆差中，约500亿美元是来源于国外中央银行的资金投入。
相反，从经常收支顺差国家国内投资不足的方面寻找原因的观点认为，东亚国家出现经常收支顺差是由于低迷的国内投资导致的。而除了中国，大部分国家出现经常收支顺差的原因是因为外汇危机以后投资迅速萎缩，故普遍认为是贸易顺差导致了全球不平衡。尤其是90年代后期，由于东亚以及产油国的外汇储备增加、投资低迷而导致储蓄投资差转为正数，使全球储备过度增加。
第二，从美国内部寻找原因的观点。
首先，美国经济消费增长过快，导致储蓄不足和政府的财政赤字，从而增加经常性收支逆差，最终引发了全球不平衡。美国财政收支在1998-2001年明间一直保持盈余状态，直到2002年以后开始转为逆差，而个人储蓄率也由1990年的7.0%下降到了2005年的-0.4%。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企业的预期收益上升使股市价值抬高，随着财富和预期收益增加，个人消费也随之放大。尤其2000-2001年股价泡沫崩溃以后，随着美联储备持续F调利率导致房地产价格高涨，加大了家庭财富积累，促进了消费。
为了满足如此庞大的消费需求，美国加强了海外进口，从而导致进口大于出口，而为了保全因此而产生的经常收支逆差，美国又重新从国外引进资本以维持内需主导的高速增长战略。尤其是在美国，进口所得弹性远远超过出口所得弹性，经常收支逆差随着经济增长自动增加。根据预测，美国进口的国内所得弹性是2.29，出口的海外所得弹性为1.62,即使美国与交易国之间不存在增长率差距，也会产生结构性的经常收支逆差。
2002年，由于II产业泡沫前溃引起的景气低迷，政府推行减税政策以及9.11恐怖事件之后国防费用支出增加等原因，导致美国的财政收支转为逆差，一直到2004年(4128亿美元)逆差规模持续增大。但是之后逆差规模又开始呈现减少趋势，到2006年逆差减少为2600亿美元(GDP的2%)。
相反，也有人提出反对在美国寻找原因的观点。尤其是哈佛大学的Cooper教授，认为青睐美国资产是因为1990年以后美国经济的生产率提高，海外投资资金为了提高收益率，持续的将资金投入到美国。至于美国的财政赤字，即使在财政收支盈余期间(1998- 2001年)，美国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经常收支逆差，而财政逆差的扩大可以对市场的资金募集产生“庇古效果”，诱发民间部门的消费减少以及投资支出萎缩，有可能改善经常收支，因此不能将财政道差看做经常收支逆差的原因。关于美国的低储蓄率，如果考忠到经济的知识基础化，将教育费用与R&D支出包括在储蓄，则美国的储蓄率并不低中。而民间储蓄率的结构性下降对经常收支逆差的影响也不大。
另外，全球不平衡能否持续的争论也仍在继续。首先，主张全球不平衡可持续存在的部分专家。认为，最近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与过去的布當顿森林体系相同，都是在美国与周边国家(当时欧洲、日本一最近亚洲国家)相互依赖优惠共享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即周边国家通过本国货币贬值实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后，会把盈余储蓄投资于美国的美元资产。相反，美国在提供出口市场的同时，也利用从周边国家流入的资本保全了双赤字，以追求内需主导的高速增长。
他们并没有将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原因归到美国的财政逆差以及民间借贷的增加，而是看做美国的投资收益率所致，并且是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机会减少的过程中产生的很自然现象。特别是由于美国经济仍然强劲，用美元表示的金融资产在收益性以及稳定性方面都很优越，故未来资本也将持续向美国流入，而急剧流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与此相反，认为调整可能性较大的观点提示了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硬着陆的可能性。如果美国继续维持现阶段的经常收支逆差，将导致其对外债务余额持续增加，使本国经济达到难以承受的水平，况且，为了平衡逆差而吸引国外资本流入也是有局限性的，因此目前的全球不平衡不能持续，并且硬着陆的可能性比较大。
例如，Mussa(2004)预测如果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继续维持GDP的6%比例时，其对外债务余额将在未来十年内达到GDP的50%，而未来25年后将上升到GDP的100%。尤其是，中国收购Unocal失败的事例表明，美国不可能无限度的容忍国外资本收购美国资产，因此全球不平衡不能持续。
0bstfeld and Rogoff (2004)则认为考患到因美元疲软导致有关的损失风险，包括中国在内的资本输出国获取美国美元化资产的速度不能超过当前的水平。因此不能排除向美国流入的资本急剧减少的可能性，而这将导致美国的美元价值大幅贬值、长期利率上升、股价及房地产价格下降，从而引发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危险。
同时，他们又指出，全球资本市场的整合使美国能更容易的平衡经常收支逆差，因此全球不平衡的调整也有望因此延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募集的短期资金主要用于海外直接投资等长期用途，当经常收支顺差国家对美国的投资减少时，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资产期限错配(maturity mi smatch)的危险。
Eichengreen教授的虚拟假设
Eichengreen教授假设，美国的经常收支逆差由2004年GDP的6%上升到2010年GDP的10%，如果名义CDP每年递增5%，那么至2010年，美国的对外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00%。不平衡的调整会一直推迟到对外 负債达到上述水平，证券组合投资的疑惧加大时，将突然中断投资。如果占美国GDP的10%的资本流入突然中断时，会马上反映在经常收支，美国的进口也骤减GDP的10%。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全球生产减少的部分相当于美国GDP的10%。减少美国CDP的10%就相当于减少全球GDP的3%，因此会带来全球經济增长放缓以及雇佣或就业萎缩，亚洲对美国的出口额大约会减少10%。
让我们从金融部门与实物部门分析由此产生的波及效果。
金融部门的冲击。如果上述的假设成为现实，将导致美国利率上升，产生新兴市场国家债券的基准点收益率以及基差(spread)同时上升的负面效果。这样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债券基准收益率以及基差(spread)将会同时上升的负面效果。
同时，由于对安全资产的偏好(flight to quality)扩大， 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变动性提高，由于美国美元贬值会导致各国外汇储备运营中的资本损失，根据2005年IMF发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公开通货构成中的外汇储备统计可以看出，大约60%(8 500亿美元)储备由美元构成。以上现象表明当美元贬值达到20%时，新兴市场国家至少要损失1 700亿美元，而美元贬值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可以缓解新兴市场国家用美元表示的对外债务偿还负担。
实物部门的冲击。普遍认为由全球不平衡急剧调整引发的美国进口需求减少，对亚洲国家实物部门的负面影响会比金融部门更加严重，美国的经常收支逆差减少将导致美国的进口需求下降，以及亚洲国家的出口骤减。世界各国所承受的影响取决于对美国的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对美国的依存度越高、有效汇率变化幅度越大，从美国的进口需求减少中所受到的冲击越大。
第二个设想是软着陆的可能性。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等认为，全球经常收支不平衡在没有较大经济冲击的情况下会逐渐调整，因此硬普陆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根据以上观点，考虑美国经济的成长潜力、发达的金融市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金融的全球化。等，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骤减的可能性不大。
Greenspan表示，美国的外债用美元表示，而对外债券用外币表示，因此如果以美元贬值来调整经常收支逆差，会导致以美元计算的对外债券/债权的增加，起到减少净外债负担的效果(valuation effect), 同时由于美国经济在财政、劳动和金融市场中的柔韧性有所增加，从而可以期待基于市场机能的冲击吸收能力提高的效果。
另外，Caballero、Farhi and Gour inchas (2006)认为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比欧元地区以及日本高，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产业的发展不完善而无法自行吸收盈余储蓄，因此，他主张资金流入美国属于自然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经常收支逆差扩大，国际i券组合投资(portfol io)中美国资产比重上升等现象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平衡状态。
今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增加引起的储蓄率下降、金融化加速、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回升等也将成为软着陆的成因。例如，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购买房地产等耐久性消耗品的费用，以及教育费用更容易募集，而且随着薪酬、健康保险、年金和公用住宅等方面财政支出的扩大，储蓄自然会减少。尤其是，当日本与欧元地区的经济回升速度加快而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加时，美国在调整经常收支逆差时就可以抛开经济萧条的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