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钱伯斯等人于2013年展开，研究的同样是凯恩斯作为投机客和投资家的收益情况。研究人员查验了凯恩斯从20世纪20年代至担任国王学院捐赠基金首席财务主管期间的全部投资组合。在研究过程中，钱伯斯等人获得了国王学院捐赠基金的年度投资记录，包括国王学院档案中保存的1921-1946年每一财年(于8月起止)的持股清单(仅遗失了1926年的投资报告)。尽管自1447年建立以来，国王学院捐赠基金一直持有大量不动产，但是研究人员将这些不动产从分析中排除出去，因为直到凯恩斯辞世以后，才开展了对这些不动产的估价。从1921年8月到1933年，凯恩斯能自主决策的投资组合——这些组合不受法规约束，由切斯特基金(该基金正是蔡和伍德沃德的研究对象)和其他一些资产组成。1933年，凯恩斯掌管下的自主型投资组合进一步扩张，吸纳了混合资产池一“Fund B”。由于这些账户的管理很相似，钱伯斯等人把“FundB”的收益情况也纳入了分析之中。
钱伯斯等人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中,凯恩斯的自上而下宏观投资方法取得的投资回报让人失望。通过统计测试，找不到证据能表明凯恩斯拥有市场择时能力。在这令人沮丧的开局之后，钱伯斯和同事们开始量化凯恩斯在转投基础价值投资策略后,其投资收益是如何提高的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凯恩斯持有的股份的收益水平在买进一年后，与市场收益水平做对比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钱伯斯等人发现，从1922年8月到1946年8月的这段时间中，凯恩斯能自主决策的投资组合年均收益率达到了16%，超过了同等权重英国股市10.4%的年均收益率达5.6个百分点。而受限的投资组合仅取得68%的年均收益率，略微低F英国政府债券7.1%的年均收益率。从钱伯斯等人研究成果中摘录的表2.2记录了凯恩斯管理国王学院捐赠基金的收益情况的年化收益等统计资料,包括他全部的自主型投资组合、受限投资组合、全部的基金，但剔除了不动产。
在25个财年里，只有6年，自主型投资组合的收益劣于市场。这6年中，有4年分别是1923年、1926年.1927年以及1928年，期间英国股市却异常强劲。尽管对于宏观经济有着“卓绝认知”，凯恩斯还是没能预见到始于1929年10月的股市暴跌，在1930年 也未能避免14.2%的资产缩水。自初始至1930年，凯恩斯掌管的资产组合收益累计落后于同等权重的英国股市基准达12.6%，在期间的最后五年中，累计落后达40.3%。在这之后，自主型投资组合只在1938年财年中表现严重劣于市场，并且再也没有连续三年或五年落后于英国股市基准。
钱伯斯等人记录显示, 1921年国王学院捐赠基金价值达到285000英镑(2010万美元)。经过获取投资收益以及现金流入，到1946年，全部证券的价值达到了222000英镑(7400万美元)。在1946年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凯恩斯拥有自主决策权的无限制投资组合在剔除了不动产的国王学院捐赠基金中，所占权重从8%增长到68%。钱伯斯等人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凯恩斯对于自主型投资组合的周转率越来越低。这里的周转率被定义为给定财年里，买入额、卖出额的平均值除以当年英国证券价值的平均值。在1921--1929年，其每年周转率达到55%。在1930--1939之间，周转率降低到当年投资组合价值的30%。在1940- -1946年， 周转率进一步降低到14%。
对于凯恩斯在整个期间内也就是能找到其投资回报的25年，即1921年8月至1946年8月的100个季度一表现最佳和最差的证券，钱伯斯等人开展了一项统计分析。他们发现，尽管上述期间内表现最佳的五只股票和表现最差的五只股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益差距，但是凯恩斯没有能通过“决定给表现最好的股票配置合适的资金额度”给投资组合带来大量的价值增值。表2.3同样来自于钱伯斯等人的研究成果，该表列出了按照季度总收益排序的，每个季度之初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不包括持股比重小于0.01%的股票)。A组显示了1921年至1946年整个期间的平均年化收益，以及三个子时间段的收益。它列出了表现最佳的五只股票的毛收益、市场调整收益、五只股票的权重总和(VW),和其他股票权重相同条件下的五只股票的权重总和(EW),以及VW和EW条件下它们市场调整收益的贡献总和。B组对表现最差的五只股票重复了相同的分析。
就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平均情况来看，凯恩斯只是略微在表现最好的五只股票上增加了资金配置,并在20世纪40年代对它们进行了减仓。在减持表现最差的五只股票方面，凯恩斯的处理稍微好一些，并通过这种做法在3个子时间段增加了投资组合价值。这表明，尽管凯恩斯是一位集中投资者，但是他缺乏辨别哪笔投资能超额表现的能力，或者说，如果他拥有这种能力，却没有把精力集中在这些投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