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底，台湾《远见》杂志记者采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记者问道：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果要提出两点政策建议(只限于两点),您准备提哪两点?"厉教授毫不犹豫地回答：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二是缓解财政受到的压力，使财政有更多的资金可用。
的确，不仅是厉以宁教授，我国经济理论与实务界不少的同志，即使不是绝大部分，都有这样的看法，即产业结构的调整，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比企业内部机制的完善更困难，牵涉面更广，它的解决意义也更大。而产业结构问题在我国又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
似乎，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产业结构问题并不存在，至少，不是经济学家们需要煞费苦心去认真研究的大课题。因为在那里，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解决了人力所不能解决的难题。某个产业或行业如果达到了饱和甚至过剩，它的产品价格必然会下跌，过量的生产会自然萎缩；而一旦生产不足或严重短缺，产品价格就会上升，刺激企业家们追加生产。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我国产业结构的矛盾为什么会这样突出?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正在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地发挥。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体系不健全；二是市场价格信号失真。
长期的集中计划管理体制抑制了市场体系的发育；而行政干预经济的传统又使产品，价格无法反映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而没有市场体系的配套，生产资源无法有效配置，货币资金无法合理流通；没有价格信号的引导，生产是过剩还是短少，就无法准确判断。
尽管在传统体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制定了详尽的产业政策纲要；但在市场发育不全的前提下，政策的制定难免更多地受制于主观的设想。即使事前的设计完全基于对市场的准确判断，但在计划下达和层层落实的过程中，市场供求的新变化也不可能为各级领导所完全掌握。而直接的生产者-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又往往无权根据变化了的市场需求重新调整上级下达的计划任务。这样，产业结构的矛盾就越积越深。
改革十多年来，我国市场发育很快。从市场需求出发，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重工业有所下降，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产品生产增加；过去重视工业、忽视农业的情况大大改观，市场物资大大丰富了。
但是，从总体看，产业结构布局并不理想，能源、交通、农业、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等发展仍很不足，有些更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整体经济效益还不高。
究其根源：一是企业改革还不彻底，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自觉地调整产品的生产，说明在我国，产业结构要调整好，除加快培育市场体系外，还必须改革企业运作机制；二是市场还是残缺不全，消费品市场发展较快，生产资料市场、货币资金市场、劳务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相对滞后，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的市场媒体，货币资金流通对资源配置的“第一推动力”不能很好地发挥；三是市场价格体系没有理顺，能源、交通、农业等行业产品价格总水平偏低，限制了“瓶颈”行业的发展。
克服这些矛盾，我们曾寄希望于金融机构的信贷倾斜政策。1988年，国务院就要求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以“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为核心。但实施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问题仍然是：没有企业改革等的配套，货币资金自身价格失真的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信贷、利率杠杆的作用也因此而受到限制。
怎么办?已有的实践经验证明，股份制改革及股票市场的建立在调整产业结构上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不同利益集团包括职工和社会公众合股组成的股份制企业，是真正适应市场要求的新型的企业主体。在利益机制而不是行政命令的驱动下，股份制企业会自觉地开拓市场上短缺的产品和急需发展的行业。
通过股权转让和收购，会形成有别于过去通过行政手段组织的集团企业，正如李鹏同志所说:企业集团，不搞股份制不行。而这种资产一体化的高级形式的企业集团将会加速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调整。
通过股票市场，资金缺乏而又亟待发展的前景较好的行业，可以获得大量资金;通过股票价格信号，企业也可以获得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信息。这就为资源和资金的合理流动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弥补了过去市场发育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