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岁的货车司机理查德呼吸短促,汗流不止,头疼难忍。他清楚,这是心脏病的症状,自己从前也曾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于是,多岁的货车司机理查德呼吸短促,汗流不止,头疼难忍。他请他急忙赶赴最近的急诊室。急诊室位f密歌根州杰克逊市的富特医院(FooteHospital)。理查德总与医院打交道,因为除了心脏病外,他还患有高血压,并处于中风后的康复阶段。
当时,在场的急救科医生是柯尔斯顿恩格尔(Kisten Engel),她E从事一项医学研究。她对当晚理查德的情况做了如下描述(我酌情对细节进行了一些修改。我面前的病人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子,病史包括控制不善的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初步诊断,他是突发高血压。据我判断,应该可以排除颅内出血、心肌梗塞以及主动脉央层分离等并发症。究成病史研究和体检后,我向病人阐述了自已的看法和鉴别诊断结果,说明他需要服用降血压药,照X光,进行CT检查,验血,最后再决定是否需要住院治疗。我建议他做胸造,以便排除心脏大血管破裂的可能性。
柯尔斯顿医生让一位护士在床边陪着理查德,之后便离开去处理另外的急救。当她再次回到理查德的病房时,病房里乱作一团。原来,理查德误解了医生的意思,以为让他去做胸透是由于自己的心脏几近破裂。安抚好病人后,柯尔斯顿医生询问护士理查德的血压情况。护士没好气地说:“你一直说他的病有多严重,弄得他马上就快死了以的,我还怎么稳定他的血压啊!”
这时的柯尔斯顿才醒悟过来,明白了为什么理查德会把她的临末评估当成了死亡宜判。那晚,她写道:“很不幸,我的话适得其反,使他更加恐慌与焦虑。”最终,她好不容易打消了病人的疑虑,使他镇定了下来。理查德确实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过还不至于心脏破裂。在接受住院治疗后,理查德转危为安。
在医院里,像理查德这样在极度紧张状况下误解医师的话的例子屡见不鲜。柯尔斯顿和很多临床医师一-样,多次碰到类似情况,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也会影响病人的决策。柯尔斯顿举了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有一个老人患了中风,柯尔斯顿向他的妻子征求意见,看她是否同意使用溶栓剂或血栓疏通药,这种药对缓解中风有显著疗效,可同时伴随着较大的风险。这位妻子原本是个沉着善谈的美国中西部家庭主妇,听到医生这番话后,她顿时一片茫然,不知所措。柯尔斯顿回忆道:“在得知丈夫危在旦夕后,她浑身颤果,举棋不定,无法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后来,幸亏身处急诊室的丈夫病情好转,溶栓剂最終也没用上。
病人产生的类似反应引起了柯尔斯顿的关注和兴趣,她开始系统地研究病人对急诊部医疗的理解。研究表明,仅有22%的病人与医疗组配合默契,他们能够理解病情诊断结果,急诊医疗、急诊后治疗和出院医嘱。急诊部的病人为何容易吴解医生的指示其原因不难知晓,他们病症突发,身心本已饱受打击,医生再给他们谈上一番深奥难懂的医学术语,进一步把他们推向绝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医务工作者时至今8才了解这种情况。更不幸的是,多数病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柯尔斯顿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病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出院医嘱了解不足,反而都自以为完全理解了医生的嘱咐。
患者难解病情或是在级度紧张的状况下误解医嘱最初并没有受到重视。过去,几乎没人过问病人是否理解了医生的话,相比之下,现在的情况稍有改观。以痛症为例,20世紀60年代以前,要是哪位病人惠了癌症,医生通常避而不谈,或者只是指着X光片委婉地说:“你的肺部有块模糊的图像。”此后,消费者运动和患者权利运动全面展开,呼吁患者应得到更多的知情权,尽管如此,医生仍然在很多医疗决策上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对乳腺癌患者,是实施乳房全部切除手术还是局部肿瘤切除手术?对前列腺癌患者,是实施放射疗法还是外科手术?以往,这些都是医生说了算。如今,至少从理论上说,医生会向病人阐明不同疗法的好处及副作用,让患者自己权衡利弊。
此次患者权利运动呼唤“参与式决策",强调“顾及偏好决策",这是指,当必须在儿种医疗方式中做出选择时,最终的决策由患者的偏好决定,此时的决策并不一定注重存活率。有时,使用某种疗法虽能延长患者寿命,但息者必须忍受它带来的痛苦,这需要患者本人做出抉择。比方说,乳腺癌的疗法包括乳房全部切除手术、局部切除手术和放射疗法。此时,患者对是否保留乳房的偏好,就是决定最终疗法的关键因素。
密歇根大学的医学与心理学教授彼特.乌贝尔(Peter Ubel)表示:“惠者得到更多的知情权,他们]的偏好得到重视,这很好。但我们仍需要明白,患者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全面考虑到患者决策失误的可能性。”鸟贝尔是参与式决策新兴领域的带头人,也是批评者。他曾出书阐述过患者决策深受框架效应影响的许多研究。例如,当医生向病人说明服用某种药物的利弊时,先说风险还是先说好处,会极大地影响患者的最终选择。鸟贝说道:“做到决策中立是不可能的。”
金融决策中出现的基本计算偏差在患者的医疗决策上也有所展现。病人在疾病风险和概率的评估方面臭名昭著,尤其是那些媒体广为谈论的致命疾病。
一般女性认为自己患乳腺癌的概率是40%,可实际女性患乳腺癌的概率不过13%;同样,男性也会高估自己患前列膿癌的概率。有时,一些道听途说或是名人患上绝症的新闻也会影响人们的医疗决策。美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进行乳房切除手术后,美国(尤其是中西部)女性的乳房切除手术率陡然上升。女主播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进行结肠镜检查之后,接受结肠镜检查的人数也大幅增加。
即便医生在向惠者阐述病情和疗法时力求客观中立,但惠者还是可能茫然失措。鸟贝尔说:“我想,当医生告诉病人:‘你惠了癌症。不治疗的话,你可以活5年。你也可以选择手术或是放射治疗,你打算怎么办?’这时的病人听到的肯定只是‘你患了癌症’。”乌贝尔和柯尔斯顿共同进行了急诊研究,发现急诊病人不但不了解实情,而且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并不知情。
乌贝尔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医生先将疗法和相关数据信息呈现給患者,待患者冷静下来以后,医生再约见患者,征求他的意见。任何关键的决策都必须等到患者平静下来之后再实行。乌贝尔说:突然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任何病人都来不及冷静考虑如何决策。所以,医生首先应该帮助患者冷静应对突如其来的癌症垂耗。而现实中,患者多次约见医生无疑是-种奢求,因此也就难以冷静地做出治疗决策。约见医生时,你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邀人共往,或是干脆带个录音机,录下医生的话。乌贝尔说:“事实上,你越恐惧,就越难理解医生的意思,自然做不好决策。”所以,见医生时带上亲朋好友,可以尽量避免误读医生的意思。
不过,千万要确保随行的亲明好友是处事冷静的人。耶鲁大学专门研究患者决策的医疗经济学家马克.施莱辛格(Mark Schlesinger)指出,家人有时比患者本人更易激动,危在旦夕的病人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后最终做出的正确决策很容易被过于激动的亲人否决掉。
施莱辛格指出,改善医疗自主决策还有一个策略,这也是真正行之有效的策略,就是寻找一个支援团。他说:“大量的相关医疗信息掌握在有同样病症的患者手中。”面临医疗抉择的患者可以请教“过来人”,就算他之前做的决策是错误的(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完全理解医生的意思),但是他的经历对你仍然有借鉴作用,让你提前知道决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