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从表白自己开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它的特征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除此以外,还有思想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它(资本流动)采取直接投资和金融交易两种方式。后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最近几年,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在加速,直到它达到变动的均衡点,而这种流动使得各个国家的汇率、利率和各种证券价格密切关联。在这个方面,40年来金融市场的特征变化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我一直处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所以由我来谈论全球经济,谈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更恰当。
毫无疑问,全球一体化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但是,全球资本主义不是没有问题。我的发言大部分集中在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好理解。如果我们需要这个制度继续生存就需要更好地理解它。
金融市场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国际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本流动由于它的兴盛-破灭的模式而声名狼藉。在兴盛时期,资本从中心流向外围,但是,当信心下跌的时候,就具有从外围回流的倾向。我40年都浸泡在国际金融市场,看到许多衰退、恢复、兴盛、破灭,我很清楚,国际资本市场的特征变得越来越制度化,但是,需要更大的弹性。然而,在历史证明我错了以前,我不能相信现在的繁荣不会紧随破灭。
这种破灭的风险在迅速增加-由于我们对如何操作金融市场理论性的理解有个致命的缺陷。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基础上的,在我看来,在金融市场上没有均衡这样的事情,因为市场的参与者都在试图对未来贴现,或是由市场预期本身形成的,它给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而且只有事情实际过程中的意外事件能够对普遍的预期作出反映。据说,经济本身给他们自已设计的白由放任思想仍然影响很深,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思想。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混乱。它提出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马哈蒂尔先生在昨天建议禁止货币交易是不合适的,这不值得认真考虑。对资本的瞬间转换干预,象这样的处方是灾难,马哈蒂尔是其国家(麻烦的)责任者。
不过,亚洲市场最近的骚乱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如货币盯住、资产泡沫不充分的银行监督、金融信息缺乏,这些都不能忽视、市场不能留下被纠正的错误,因为他们可能反映强烈或过度,而且会以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方式表现。比如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不加区分就是严重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保持经济稳定、保障机会平等、提高社会保障上,国家的作用日益增加,尤其是在高度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但是,国家寻求公民福利的能力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一直受到严重的削弱,它允许资本比劳工更容易逃税,资本倾向于避到这样的国家:那里的就业有很重的负税,或就业有高度的保护。它导致失业上升,这是欧洲大陆所发生的,我不为欧洲大陆古旧的社会保障制度辩护,它迫切需要改革,但是我关心欧洲、美国福利的削减。
如果社会服务减少太多,而它(社会)的不稳定在上升,这可能产生普遍的愤恨,并导致美国与欧洲之间新的保护主义浪潮。特别是如果在货币繁荣跟随着出现一些严重的破灭之时,这可能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破灭,就象30年代的大危机那样。
我要强调,开放社会在目前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信息自由。例如,我受到马哈蒂尔的各种伪造的令人讨厌的谴责,我成为他掩盖自己缺点的替罪者,他在给国内听众表演。如果他和他的思想容易受到马来西亚国内独立传媒的惩罚,他就不可能逃脱掉。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信息自由在亚洲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