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靠国库券发家的是阚治东。是杨百万在先还是阉治东领头难以考证，但有一点很明显，阚治东做得更大。
1987年，阚治东35岁，原先是中国工商银行的一个科级干部。当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团委推荐阚治东去北京参加出国研修生的考试，随后，阚治东便以中华青年联合会第五届赴日研修生的名义留学日本，学了一年证券。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野村证券就在上海办过两期证券学习班，阚治东也参加过学习，只是那次学习只留下粗浅的印象。1988年，阚治东从日本学成归来，直接当上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当时，信托投资公司还只有两个营业部，静安营业部和虹口营业部。
1988年前后，中国证券业刚刚起步，无论是规模还是利润，都还微不足道。然而，从海外磨炼出一些眼光的阉治东开始展示其在资本市场过人的天赋。
1988年，国库券允许流通后，阚治东就在全国工商银行系统里组织起了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个星期发一份电报到上海，报上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阚治东最得意的一单生意是在1989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说，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1000多万元国库券，于是就心急如焚地打电话给阚治东，请求他收购。阚治东听对方的报价很合算，就一口答应说：“这1000多万元，我们全要了。”事实上，1000多万元对阚治东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但“猛人”阚治东立即给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打电话，毛行长设法开出了支票。
因为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1000多万元的支票换来50箱国库券，足足装满了10条大麻袋。市场有传闻说，阚治东本来还想搭飞机走，但因保卫人员借了几把枪，飞机没能上成。空运不成改陆运。于是，大把大把的国库券被放到火车前头的行李车厢，保安拿着枪轮流看守，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忐忑，终于把国库券安全运抵上海。而这1000多万元国库券让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成就了申银证券公司的原始积累。
1988年，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国库券日均交易额只有数十万元，到了1990年，日均交易额已突破1000万元。静安营业部一下子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库券交易市场。
1990年，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接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证券公司，阚治东顺利担任总经理。他和黄贵显、胡瑞荃率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员工正式自立门户，走上独立创业之路，继续上海最经典的国库券买卖。据阉治东自己透露，第一年，申银证券净利润500万元，第二年赢利2500万元，第三年12500万元，每年利润都翻番，实际利润还远远大于账面利润，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券商。当年，国库券的暴利故事在万国证券、海通证券也疯狂上演。
还有个细节不得不提。靠国库券发家的阉治东，当年参加的日本出国培训，据说是国内首次定向专门培养证券人才。据资料记载，团中央通过考试共选拔了3个年轻人到日本学习证券业务，阔治东就是其中之一。此后一些人才又陆陆续续被送出国门。
这些培养出来的学生，之后几乎成了“国家队”第~一批操盘手，后来之所以销声匿迹，是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至今还在为政府做事，还有一些则已散落民间，驻留之地无疑是私募。黄贵显回忆说：“日本人看到我们开设了券商业务部后，就帮我们搞了一个培训班，中国工商银行专门派处级以上的干部参加这个培训班。日本方面还专门为中国编了一些证券方面的教材。”
据麒麟上善的总裁钟麟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期，换汇买卖猖撅，逃汇大案时有发生。由于外汇流失严重，国家外汇管理局特意委培了一批人才学习外汇管理，虽然方向是外汇，但金融毕竟是一整套体系，所以这些人同时也拥有了比较前沿的金融知识。目前，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还留在国家外汇管理局，还有一些人则流散到民间做起了私募，也算是国家培养的另一些证券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