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前后,操纵风盛行,朱大户也想坐一把庄。他看中了深圳一只叫康达尔的股票。据称,他当时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康达尔90%以上的流通盘,而康达尔的流通股占了该公司总股本的29%。不过,朱大户运气不佳,1997年香港禽流感爆发,使这个主营业务为养鸡的公司顿时陷入困境。1998年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吕梁,要求对自己深套其中的康达尔股票施以援手。
据说,吕梁当时正在研究股神巴菲特,对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充满向往。他觉得这是天赐的机会,他想借此在中国做第一家上市型的私募基金公司。在协议中,他们达成了两个重要共识:一是5年长期战略合作,二是改造国企康达尔。对于吕梁,他将组织资金接下朱焕良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焕良配合长期锁仓,同时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
像许多庄家一样,吕梁先写了一份项目建议书。他通过一些证券公司营业部将建议书传入机构手中。这些机构很快就与吕梁签了约,协议上对时间、赢利预期等都有相应承诺。据称,这些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主要来源于“北京机构”。不过据吕梁本人事后透露,“所有主要券商都有涉及”,都是公司头面人物,“如董事长、总经理什么的”。
朱焕良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筹码逐步转到了吕梁组织的机构资金手上。那是在1998年年底。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吕梁指挥的机构资金,又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吕梁的人”也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
吕梁收购康达尔流通股约在每股11元,共收购股份5500万股,加上后来收购国有股所付的1.75亿元,大致可推算吕梁前后共动用的资金规模达到7亿多元。
1999年春,吕梁以K先生的名义,在3月6日的《证券市场周刊》上发表了《关于世纪末资本市场的对话》,主要是预言牛市来了。该文中,他首次提出“你可以注意那些有重大重组题材的个股,新概念肯定会从那里脱颖而出。我看好农业和生物科技领域”—吕梁提出的重组康达尔的目标正是“农业加高科技”。
此后不久,他组织的“北京机构”两次受让了康达尔总计34%的国有股。《证券市场周刊》为满足读者需要,刊登了一批讨论文章。吕梁借势将自已的文章做得更大。到第4篇对话时,K先生给人的“战略家”印象已极为深刻,并首次在文章中公开点名康达尔。
有意思的是,两周后竟出现了“5•19”,吕梁的声誉达到新的辉煌,关注度持续攀升。
吕梁很用心地把自己的4次谈话,加上一些读者反应、附录资料等,编辑成小册子在圈子里散发。小册子黑色的封面,印有“K”字标志,封面标题下的署名是“K工作室”。在小册子灰色的封底,一行黑体字写道:“ K战略投资基金设计”。
现在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私募基金项目计划策划的第一步。
此时的吕梁,已经成为中国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