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事件直接促成了证监会的面世。
1992年10月26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主任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铭基兼任,副主任是刘鸿儒、周道炯。这个证券委的办事机构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这一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也正好成立。于是,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联手成为中国金融业的监管集团。其中前两者是正部级,后者为副部级。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背景,与私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其实,早在沪深两市交易所的开建初期,就可以发现,有一个人在推动两市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在所有重要事件中都贯穿始终。这个人就是刘鸿儒。1990-1991年,沪深两家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时,他担任中国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此前,他做了10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刘鸿儒可以说是亲眼看着中国的两家交易所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1986年11月17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刊出了该报驻京记者阮江宁的报道:“华尔街的老板们被请到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开会,其事实本身就是重大资讯……包了长城饭店的一个楼面……作为中美研讨会,美国20多位金融界大亨准备了书面发言,而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的书面发言。”
只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6年后的1992年,刘鸿儒就担任了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他一直被称为是个学者型的官员,在他离任后的19%年,香港城市大学还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刘鸿儒有段名言:证监会的工作是最敏感的工作,犹如坐在火山口。股票价格猛涨,上面会有意见,担心出事;股票价格猛跌,下面也会有意见,老百姓不干,不涨不跌,所有人都会有意见,因为你搞的就不是市场了。他表示,这种活任何人都无法久干,只能千一段时间。
刘鸿儒从小是个苦孩子。1942年,家境贫寒的刘鸿儒12岁,刚刚在黑龙江北安高小毕业,就进了一家日本人的兵工厂当焊接工。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才继续进高中学习,后又被土改打断。在其后断断续续的求学过程中,最高学历是1954年在莫斯科大学拿到的硕士学位,后师从苏联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4年后,刘鸿儒回国进吉林大学前身东北行政学院和东北人民大学读书与任教数年,后来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没过多久就当上了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1980年,他参与完成恢复农业银行的工作后,又回到中国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分管银行改革。
而这段经历,为他一手打造资本市场的一股神秘力量作了铺垫。那段时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相继恢复与独立,建立横向的金融市场的方向渐渐明朗。由于当时整个思想体系还局限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金融系统干部的培养机制处于被动状态。这时候,刘鸿儒和他的同事们决心建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希望培养出一支既懂得市场经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队伍,为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作人才储备。
很快,1981年9月,这个研究生院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卫生院里正式成立,这个研究院的师资都是聘请的国内外大学名牌教授,有点类似现在的商学院,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却非常“异类”。当初那里只有几栋简陋的小楼,而从这栋楼跑出来的一群人,此后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可能连刘鸿儒自己也没想到。
五道口位于京城西北角,在这里,坐落着老一辈人口中的“八大学院”。这里还一度是京城文化的前沿地带。自1990年3月五道口工人俱乐部改装后—因被亚运会组委会指定为亚运会艺术节备用剧场,这里一度兴起过录像厅热潮,香港电影也曾在此红极一时。“打口一代”、“鸡冠头”、皮衣皮裤、血脉贪张的朋克音乐都能在此觅到踪迹。
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成立后,五道口在金融界就有了另外一层意义—金融界的“黄埔军校”。“五道口”也渐渐成为金融圈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俗称。这是一个多少有点神秘的机构,尽管在金融界大名鼎鼎,但圈外很多人对它几乎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