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救市也大刀阔斧。
1992年2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放开延中实业和飞乐股份两股的价格限制。此前的1991年8月1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已放开涨停板限制。
2月18日当天,延中实业和飞乐股份当日分别上涨70%,46%,5月21日,上海全面放开股价。
5月20日下午,尽管交易场所都已关门,但门前依旧人潮涌动,因为已经有放开股价的消息传出。当时唯一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的城市是杭州,有上海大户不惜血本,包计程车连夜赶到杭州。杭州人也不是吃干饭的,当时杭州的交易场所门前也早已排起了通宵长龙。
5月21日,上证综指从前一天的616.64点跃升至1226.09点,二纺机当日涨幅312%,轻工机械涨幅470.8%,豫园商城的股价更是升到10 009元,可谓空前绝后。
这时候,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想出一个法子,用新股发行来收缩流动性—这个办法现在看来跟开放IPO真是同一个道理。于是,新股呈几何级数发行,一级市场短时间内就吸走数十亿元资金。1992年6月1日,尉文渊又有了大动作,他组织了20多家会员单位进驻上海文化广场,专门接受客户卖出委托,以此抑制股价。上海文化广场是一个没有座位的大剧场,大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当天9点不到,整个广场已经人山人海。股民见势卖出新股,以求落袋为安,一时秩序大乱。
一周后,文化广场重新开门,有8家会员单位进场接受客户买入委托,股民心态开始平复。股民在这个“露天大棚”席地而坐,广场内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转入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理。这个广场直到1993年12月24日才结束使命。
1992年6月,上海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为200倍,深市为60倍。因此,深圳股价也开始热火朝天地向上攀升。这种热度在震惊中外的“8•10”事件中到达顶峰。
8月7日,深圳市发布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1992年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钱买一张抽签表。政府还表示:为减少排队人数,每1位排队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抽签表。这一公告顿时吸引了全国上百万的股民蜂拥而至。
当时深圳仅60万常住人口,据说那时一下子涌进150万人。从广州到深圳的软座火车票原本只要30多元,黑市价炒到了200元。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有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更夸张的是,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装有2800张身份证的邮包。
8月7日下午开始,各售卖点前就摆开了长龙,长龙迅速蜿蜒开来。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高峰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分男女,汗流浃背。
然而,大部分民众的苦等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9日中午,就有几个点的窗口关上了—表售完了。讽刺的是,10日一大早就上摊的深圳报纸已宣布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已发售完毕,并称发售过程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股民们彻底愤怒了。大规模的冲突、游行开始爆发,愤怒的股民甚至围攻了深圳市政府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市政府当即组建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至12月10日,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000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
深圳“8•10"事件,顿时成了深沪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
更让人寒心的是,此后,股市也开始一撅不振,新中国证券历史上的第一次股灾由此爆发。受到管理层调控的影响,8月11日,深证股市开盘半个小时内,深证指数从310点跌至最低287点。几乎与此同时,上证指数也跌破千点大关。到11月中旬,上证指数在5个月内跌去1000多点,跌幅高达72%。
不过,1992年发行的股票认购证,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大户。这些暴富者的身价通常以十万、百万甚至千万计。
过去大户们炒股,总是在人满为患的交易大厅,天天站在那里闻着烟味和汗臭味,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屏幕上稍纵即逝的交易行情。后来,所有的券商都开始翻建营业厅,暴富者们进了“大户室”,一人一台电脑,有沙发、茶水,有免费供应的午餐,还有专门配备的申报员。大户只消坐在大户室里观察行情,一有机会便打电话委托买卖。而文化广场经常平均10分钟左右广播一次行情,有时破例隔一分钟广播一次,但仍拼不过大户室。
李雅非也是进入券商大户室众人中的一个,“打新”让她获利丰厚。1993年,全国各省市开始轰轰烈烈地发行新股,当年年初,李雅非在二级市场卖出所有股票后,指挥她哥哥带队集中资金前往全国各地认购新股。她曾表示,1993年一年,她的“打新”收益就高达10倍以上,很快就搬入了联合证券泰然路的大户室,并以此作为公司注册地。当时的一些营业部的融资制度对大户的蓬勃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推动。证券营业部一般都给予大户自有资金1:1的融资额度—即大户投资1亿元,营业部再借1亿元。一个营业部往往资金有限,因此倾向于将资金交给核心大户。营业部这么做的好处是,既可以从中拿利差,同时又增加营业额。当股票下跌到某一价位时,营业部就按事先规定予以平仓,降低风险。而且,在1995年之前,T+0回转交易尤其盛行,所需资金量也大,而且这种透支交易当天买卖无需缴纳任何利息,大户也更容易放手一搏。后来用20亿元资金达到年交易700亿元的最牛散户章建平、通过举牌中兵光电“一战成名”的阿昌家族等,当年就在这样的透支交易的盛世中,实现财富的快速翻番。直到如今,每年的最牛散户名单上,还不时闪烁着这个时期发家者的身影。
很快,一些资金规模更大的大户,直接拿佣金与券商交换相对独立的交易场所,有些直接就作为代客理财的办公室,而私下里的代客理财,几乎是所有民间私募的初期形式。代客理财,一般都无保底收益,只约定一个收益率,到期时若超过该收益率,理财者按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达不到不收取管理费。因此,一些在股票上收益不错的散户也多了一条生财之路,转型成为专业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