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认为新基建的“新”是：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地重走老路，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鬼城”现象。
任泽平在《新基建》中倡导和支持的新基建与传统基建“铁公鸡”之间，主要在五个方面存在不同，分别为新领域、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以及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软基建。
01 新领域
新型科技基建+传统领域补短板
新领域指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新型基建。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将赋能未来，驱动人类社会进入万物互联时代。5G与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
特高压是建设能源互联网、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环。
特高压的输电能力是现有直流电网的5~6倍，具备输送容量大、送电距离长、走廊利用率高、线路损耗低的特点。特高压能更好地连接电力生产与消费，并变输煤为输电，改善生态环境。
此外，特高压工程建设能够推进包括换流阀、电力电子、新材料等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符合国家产业转换和升级的趋势。
充电桩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是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和融合载体。
2020年预计我国将新增公共充电桩16万台，其中公共直流桩6万台，公共交流桩10万台；新增私人桩30万台。参考国家电网充电桩中标价格，按照公共直流桩8万元/台、交流和私人充电桩3 000元/台的成本计算，2020年投资规模将超百亿元。
城际高铁、城际轨道交通是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的“血脉”。
通过加强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投资，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基础。
02 新地区
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我们预测，到2042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峰值时，新增1.9亿城镇人口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七大城市群。
一方面，基础设施最终是为人和产业服务的，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
都市圈和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和人口的主要载体，当前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并且伴随人口持续流入，未来问题将更为突出。当前19大城市群，以全国1/4的土地集聚75%的人口，创造88%的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24个人口超过1 000万的大都市圈，以全国6.7%的土地集聚34.7%的人口，创造53.8%的GDP。
有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而不是加大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治理“大城市病”。过去“小城镇派”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导致人地错配、供求分离，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城市高库存。
另一方面，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当前中国地区收缩、城市收缩现象已经出现，未来这种现象将越来越多，并且主要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
从地级行政单元来看，扣除数据缺失地区外，2001—2010年、2011—2018年人口减少的收缩地区从87个降至46个，占比从25.8%降至13.6%，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农民工回流中西部；人口正增长但低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出地区从87个升至160个，占比从25.8%增至47.5%；人口正增长且高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入地区从162个降至116个，占比从48.1%降至34.4%。随着自然增长率逐渐下行乃至转负，人口减少地区必将越来越多。
从现实看，不少地区政府债务水平比较高，2018年末西部、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值高达30.5%、34.5%，而东部、中部分别为15.1%、18.7%（不含未公开债务数据的河北、湖北），其中青海、贵州分别为64.2%、57.6%。因此，对于人口流出地区，基建要从促公平、保基本，“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角度考虑，防止无效投资造成明显浪费，加剧政府债务压力。
03 新主体
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
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一是建议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
二是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
信息领域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不少项目具有明显的商业化价值，一些企业已经进入或正考虑进入。对商业化价值低但又非常有必要的，涉及公共信息的，或市场整合难度比较大的信息类新基建，政府应积极主导或牵头。
04 新方式
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
一是在资金来源方面，要规范并推动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同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
要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元，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出空间。增加专项债额度，建议从2019年的2.15万亿元上调至3万亿~3.5万亿元。当前中国政府杠杆率可控，并且背后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支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加杠杆空间，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特定阶段基建项目。
二是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门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
因信息类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三是做好统筹规划，防止“一拥而上”和重复建设，或“新瓶装旧酒”，造成大量浪费。
要充分吸取过去基建的经验与教训，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发展重点和次序，地方制定投资项目需要充分考虑实际，不能盲目硬上，防止造成无效投资、产能过剩等。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目光短浅，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证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和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还有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我们认为，不能只讲挤出效应，财政政策还有外溢效应、带动效应、规模效应。同时，在推进新基建的过程中，要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和配置效率。
同时，对这一轮新基建，绝不要一年干完，而应做一个中期投资规划，有节奏地、分批有序地推进。
05 软基建
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新时代不仅需要硬的新基建，还需要软的新基建。从广义的角度讲，基础设施除物质性的“硬”基建，还包括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基建。
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与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
对此，我们建议：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注：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