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板不仅是设立一个板块，最重要是对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作了改革或改进。试点注册制使得企业评价逻辑发生变化，询价、发行承销、信息披露、再融资、退市等一系列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为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
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证券市场：风雨后的彩虹”分论坛中，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如此表示。而《财经》杂志总编王波明更反复指出：科创板是中国资本市场成立近30年中2-3次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试点注册制的科创板为何被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称为是“触及灵魂的系统性改革”。注册制试点成功后是否会推向其他市场？李超卖了个关子：不言而喻。
注册制是监管升级
市场对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抱有极高期待，但王波明、任泽平、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等专家均指出，市场对注册制的理解也可能存在误区。
“有人认为注册制是一堆企业在没有审核标准的情况下就上市，这样市场必然下跌。其实注册制的要求不比审批制少，甚至更多，但是是市场化的改革。”王波明指出，以海外注册制下企业上市为例，光审计就有好几个月，一轮轮反馈问题，没有一年的时间都上不去。
“千万不要以为注册制不监管，注册制管得更严，处罚更厉害。”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表示。注册制下监管重点从企业上市前台审核转向上市过程以及中后台。
“注册制不意味着不监管，而是监管升级，对监管和立法的要求非常高。”任泽平表示。
李超也坦言，在过去核准制下，证监会或审核部门替市场操了很多心，门槛条件限制比较多。而科创板注册制将门槛和标准转化为信息披露的要求。在法律要求的基本门槛之外，将对企业的评判标准更多交给市场。如同选美，过去要求身高必须多少公分、鼻梁是不是要2公分以上、眼睛要多大以上。而注册制在基本的门槛标准外，由上市主体如实披露自己的信息，市场自行判断什么样的是美男子。
“美团都没办法在A股上市。”任泽平感慨，在过去资本市场过于注重历史表现情况下，中国资本市场错失许多新经济企业的成长期红利。审批制选出的企业大多处在发展阶段的顶峰时期，在3500家上市公司中，有超过500多家属于僵尸企业，如果按照广义概念，可能有上千家僵尸企业。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需要基础制度的改变。
吴晓求指出，注册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意味着深刻的变革，也意味着一场深度的观念调整。“我们长期以来都把资本市场理解为金融机构融资市场化的延伸，资本市场主要不是融资，而是财富管理。”
吴晓求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提问时表示，要增强资本市场财富管理功能，必须要调整上市公司结构，选择那些未来有良好成长性的企业。它们可能历史不够辉煌、现状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未来成长性非常好。让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上市，让高科技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主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科创板可以代表财富管理的基本趋势。
吴晓求表示，正是由于强调融资市场的定位，其规则政策注重为融资者提供便利，但没有把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包括违规违法成本过低。而在注册制框架下，应当提高违规成本，“谁要是欺诈上市要让其终身不能翻身。”而这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修改完善，包括加大对虚假信息披露、欺诈上市、内幕交易以及操纵市场等一系列的处罚。“注册制加科创板是恢复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定价功能，让投资者有充分的判断性。但前提是交易所和监管部门必须要最大限度确保信息披露充分，最大限度保证市场透明度，这样投资者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希望市场有一定宽容度
“过去28年来为什么股市表现不尽如人意？这跟我们没有严格实行优胜劣汰有关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表示，如果严格规范执行退市制度，将为资本市场长期活跃迈向牛市奠定基础。
任泽平指出，20多年间国内有超过3500家上市公司，但只退市了110家左右，累计退市率不到2%。而实行注册制的美国资本市场退市率达到10%。“上市门槛降低后，如果没有对公司治理透明度的要求，没有对证券欺诈的重罚，没有严格的退市机制，会是非常危险的。”任泽平表示，注册制涉及一系列制度变革、法律修订，而不是简单地换个名字。
李迅雷表示，过去之所以尽量减少企业退市，是担心退市引起中小投资者利益损失。这种做法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侧重在市场融资功能。只有通过市场化手段将监管后移，反而能促进市场发展。他强调，注册制试点推出后，需要得到严格执行。而这不仅是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责任，更包括投资者、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每一个参与方的责任。
“希望大家对科创板注册制有一定的宽容度。”李超表示。科创板注册制本身包含大量制度改革、制度创新，此外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今年没有盈利明年是否盈利也不一定，要看公司自身的发展。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是否符合科创板定义和要求也会存在分歧，公司在科创板上市的定价是否符合大家的预期，投资者对其价格波动是否有足够的准备，一系列问题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初期都可能发生，需要一定的磨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