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客户端11月20日电 题：《任泽平：稳增长还是防通胀》
作者 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近期市场对经济下行还是企稳、通缩还是通胀、降息还是不降息等问题争议较大。央行一方面要“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通胀预期发散”，可谓左右为难。
我们认为，每个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都有一个主要矛盾，要抓主要矛盾，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是经济压力持续加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财政优于货币，货币政策的关键是宽信用。
三季度执行报告不再提“闸门”，强调加强逆周期调节、妥善应对经济短期下行压力。与二季度执行报告相比，央行删除“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更强调根据形势变化动态优化和逆周期调节，并要“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整体来看央行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与局部信用收缩予以更多关注，“稳增长”重要性上升，四季度货币政策有望更加积极，在总量适度宽松的条件下，央行将更注重“宽信用”与“调结构”，以市场化改革的方法降成本。
央行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引导企业贷款利率下行，但实际效果相对有限。
9月贷款加权利率略有下滑，但主要受票据利率下行影响，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96%，较6月上升0.02个百分点，表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尤其民营和中小企业。我们认为，当前货币政策不仅是“宽货币”的问题，更关键是“宽信用”的问题。2019年基础货币投放整体宽松，但信用创造不足，金融环境整体稳健、但局部信用紧张。一方面，货币投放整体宽松，2019年2次全面降准、1次定向降准、并多次下调LPR、MLF和OMO利率；另一方面，民企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房地产融资过度收紧，信用创造不足与企业信心不足、改革开放有待深化、信用分层等结构性问题有关。
宏观经济形势方面，央行指出当前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投资生产较为谨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有待加强。全球经济下行和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出口出现负增长，拖累经济增长，但内需尤其是制造业和基建投资低迷以及消费不振对经济的拖累作用更加明显。我们认为，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不在外部和贸易摩擦，更多的是内部和结构性原因，短期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长期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侧改革不到位，未来关键是短期强化逆周期调节和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提振微观主体信心。
物价方面，央行认为CPI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但仍须警惕通货膨胀预期发散。
2019年以来CPI上涨主要受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较快上涨拉动，央行认为不存在持续通胀或通缩的基础，但仍需注重预期引导，防止通胀预期发散进一步推升物价。我们认为，当前的物价形势是通缩而非通胀，“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更不能把当前经济形势界定为“滞胀”，当前并不具备全面通胀的基础。猪价大涨源于非洲猪瘟导致的供给侧短缺等原因，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反映的是需求侧低迷、萧条、通缩。当前M2增速-实际GDP增速处于历史低位，贷款加权利率-PPI增速的差持续上升，反映实际利率不断攀升，全面通胀的货币环境并不具备。猪肉价格不应该掣肘货币政策，应通过降息解决总需求不足、PPI下行、实际利率上行，通过通胀预期管理和财政定向补贴解决CPI上行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负面影响。
当前货币政策要避免误判，避免犯2007年底至2008年上半年的错误，当时也是猪周期推升CPI，但实体经济已经开始下行、需求收缩，而货币政策出现重大误判，持续加息，加重了2008年下半的经济衰退，以及2009年的4万亿刺激推出，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好的逆周期调节是尽可能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国际经济形势方面，央行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启动降息潮，但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空间有限，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央行建立在香港发行离岸市场央票的常态机制，加强预期管理。2019年以来，伴随全球经济回落压力的加大，因经济增长动能减弱或为实现通胀目标而选择降息的央行已近40家。但贸易摩擦不确定仍存、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空间有限、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对经济带来挑战。在此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伴随离岸央票发行常态化，人民币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展望未来货币政策，关键是在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条件下，通过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实现从宽货币到宽信用，传导到实体经济，促进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一方面，央行将保持广义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防止通胀预期发散，继续通过“改革式、渐进式、结构性”的小幅度、高频率的降息来降低市场利率水平；另一方面，央行会继续加大对民企、小微的支持力度，着力缓解资本、流动性和利率等方面的约束：一是化解流动性约束，激励商业银行主动贷款创造存款。二是以永续债为突破口化解银行资本约束，重点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三是化解利率传导约束，完善LPR改革，抓紧研究出台存量贷款利率基准转换方案，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
对于房地产，中央的定调是“三稳”，当前一方面要防止货币放水刺激资产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主动刺破引发重大金融风险。过度遏制房地产合理的融资不仅加重经济下滑，而且加重经济金融风险。房地产一半是金融，一半是实体经济，是制造业，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条较长，有必要推动改革更多地发挥其实体经济的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放水刺激到过度收紧。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利用时间窗口推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关键是金融稳定和人地挂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货币政策的优势在于总量调节降低融资成本，但货币政策对CPI结构性通胀、PPI通缩导致实际利率上升、信用分层等结构性问题的有效性较为有限。因此，短期来看应通过货币、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平稳运行，长期则通过改革开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当前就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效果对比而言，财政优于货币，货币优于汇率，主要是基于：第一，从效果看，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不同于总量的货币政策，减税降费、适度超前基建等在扩内需、降成本、调结构、稳预期上均能发挥作用，效果好于货币政策；第二，财政政策空间大于货币政策，中国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尤其是中央负债率低；第三，汇率政策目前更多是市场化的。
对于2020年，我们建议财政政策方面：第一，要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出空间，放水养鱼，扩大内需。
第二，增加专项债的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到3万亿。
第三，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主要从增值税减税转向降低社保缴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的获得感。
第四，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比例，避免财政收入增速下行背景下地方政府出现“乱收费”等恶化营商环境的行为。
第五，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提高支出效率。
第六，继续推动财税改革，比如消费税尽快下划给地方。
货币政策方面，下一阶段应继续根据经济增长和物价情况适时适度逆周期调节，该降息降息，该降准降准。同时要注意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实现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确保货币政策能充分、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中新经纬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