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土耳其很火。网络上有一首很火的歌曲这么唱：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但是这一次，火的是土耳其里拉。
继暴跌17%后，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本月13日开盘后继续暴跌，13日跌幅约7%，今年来累计跌幅已达45%。
墙倒众人推，似乎每个人都想顺势给一脚。但如果真的追问土耳其危机的前因后果，又有大部分人张口结舌。今天，扑克投资家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深入梳理土耳其危机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渊源，对这场危机做一个全面的呈现。
一、走进土耳其
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国土包括西亚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的东色雷斯地区。
它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并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
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和东色雷斯地区之间的，是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属黑海海峡，别称土耳其海峡，是连接黑海以及地中海的唯一航道。
伊斯坦布尔是最大城市，但其首都是位处安纳托利亚高原正中央的安卡拉。
目前正申请加入欧盟，但是欧盟因北塞浦路斯、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人权及新闻自由及土耳其以伊斯兰教信仰为主等问题拒绝土耳其加入。
过去十多年来，土耳其一直是新兴经济体中的“模范生”，先后被高盛等国际投行列入“新钻十一国”“薄荷四国”“灵猫六国”，备受国际资本追捧。2017年土经济增速高达7.4%。英国老牌政经杂志《经济学人》曾经这样描述土耳其的经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又能持续多久？”
2018年的夏天还没有完全结束，土耳其的经济就突然之前陷入了空前的麻烦：汇率、股市、债市均大幅动荡。而导火索是一起政治事件：7月底，美国牧师布兰森在土耳其被判入狱两年，之后8月1日美国宣布冻结土耳其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在美国境内的财产；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作为美国制裁土两名部长的报复，土耳其将冻结美国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在土境内财产；10日，特朗普在推文上称“将对土耳其加倍征收钢铝关税”，将对从土耳其进口的钢铝分别加征50%和20%的关税。
资本市场迅速做出剧烈反应：土耳其货币里拉单日下跌最大幅度近20%，汇率大跌的同时，债市也遇到了大麻烦：该国10年期债券收益率大幅飙升至20%；与此同时，该国股市也被特朗普的狠招吓破了胆：在特朗普推文之后，土耳其里拉迅速跌至纪录新低……此外，土耳其伊斯坦堡100指数跌幅扩大至4.5%。
实际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土耳其目前的经济状况似乎都和“风雨飘摇”沾不上边：在过去的十年里，该国经济高速发展，人均收入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那么，这个中东最大的经济体何以如此不堪一击呢？这还要从该国的历史讲起。
二、祸从内出
1.凯末尔的遗产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北临俄罗斯，向东是高加索、中亚地区，向西为欧洲，其南与东南是北非、中东，尤其是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当代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该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22），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1923年，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经过四年浴血奋战，土耳其人终于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共和国。因而凯末尔也被尊称为现代土耳其的“国父”。
自现代土耳其建国时起，国父凯末尔就严格执行政教分离政策。但作为一个国民人口97%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拥有悠久伊斯兰文化传统、又自认为高度世俗的国家，土耳其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始终困扰于教俗之争，国内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的斗争成为政治形态中贯穿始终的脉络基线。
由凯末尔一手缔造的土耳其国防军一直是世俗化路线的支持者和政教分离政体的捍卫者。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实行多党制以来，土耳其军政双方的角力始终不断，军队长期在政治体制中实践着“文人治国、军人监政”的治理模式。
每当军队感到国家偏离世俗化方向、现政府不能正常履行捍卫宪法职责时，军队都会介入并予以干预。土耳其历史上曾发生三次（1960年、1971年、1980年）军方以强制接管的硬方式逼迫文官政权下台的情况，一次（1997年）以取缔遣散的软方式胁迫民选政党退位的情况，几乎形成每隔十年左右就出现一次军事政变的周期性“无解怪圈”。土耳其的政局如此不稳，殃及经济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到了2003年，埃尔多安的上台改变了该国的政局。
2.政治强人
美国《时代》周刊曾这样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上是个世俗派，但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1994年，40岁的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1998年，埃尔多安因宣扬极端宗教思想、发表煽动宗教仇恨言论被判监禁十个月，并且五年内不许从政。
2001年，埃尔多安与美德党中的少壮派创建了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并任主席。2002年11月，正发党赢得议会选举，随即着手修改宪法条款，清除了限制埃尔多安从政的障碍。2003年，埃尔多安出任土耳其政府总理。此后，执政的正发党又赢得2007年和2011年大选，埃尔多安也两次连任总理。
总理似乎满足不了埃尔多安：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大获全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获得单独组阁的权力。2007年10月21日，土耳其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修正案。总统原来由议会选举（间接选举）产生，修正案将其改为由全民直选（直接选举）。宪法修正案扩大了总统权限，使土耳其政体由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
2014年8月10日，埃尔多安在首次总统直选中获胜，成为土耳其第12届总统，他也因此成为该国政体从议会制转为总统制后的第一位总统。2018年6月24日，埃尔多安在总统选举中再次获胜，开启自己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埃尔多安在就职仪式上，说土耳其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他说：“我们不是来做主人的，而是要做民众的仆人。”这话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听上去很耳熟。
3.土耳其的转折点
2017年4月，埃尔多安发动全民公投——投票通过总统制的宪法修正案。在巨大争议和质疑中，修正案以微弱优势公投通过，土耳其正式从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自1876年奥斯曼帝国以来的议会制传统至此走入历史尘埃。
6月24日前的民调结果，显示选情前所未有的胶着——执政党和反对派的支持率总体为50%：50%，埃尔多安的支持率在50%下方徘徊；到了正式选举时，埃尔多安赢得52.5％的选票，高于51%的首轮获胜门槛，成功赢得连任。
埃尔多安虽然赢得了此次大选，但只能用“惨胜”来形容。
去年4月的修宪公投，支持修宪的民众只占51%多一点点，可见全国上下分歧极大。这一次提前的大选，本想打反对派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却客观上让反对派们“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守江山”的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大选前的民调结果，也充分显示了土耳其民意分散的现状。要知道，在2016年7月埃尔多安成功度过军队政变后，支持率一度上升至67.6%。
三、经济繁荣下的隐忧
1.美元强周期下，新兴市场汇率承压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数据强劲亮眼，相比之下欧日经济表现平淡，加之货币政策分化，以及地缘政治导致的避险情绪，5月以来美元指数持续上涨，从89附近升至96以上。
美国加息叠加美元升值，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发展中国家汇率承压；同时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美元低利率时期积累了大量外债，当下面临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外债偿还压力大，国内资产价格受到冲击等多重打击。
国内经济基本面比较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已出现相关迹象，土耳其、阿根廷货币贬值超过55%、俄罗斯、巴西、南非货币也贬值在15%左右；同时部分国家内部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债券收益率大幅飙升、股市大跌、失业率高企的景况。
土耳其国内银行资本充足率连续第四年下降，2017年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至10.72%，创2001年以来最低水平，银行不良贷款率2.84%。
2.外债偿还压力大
偿还能力方面，土耳其外汇储备自2013年以来持续萎缩，至2017年末其外汇储备为8.41亿美元。但同时，其外债规模逐年大幅增长，2017年外债涨幅高达11.15%，并导致2017年外债总量规模高达外汇储备的5.4倍，偿债能力堪忧。
由于土耳其借贷中40%来自海外，因此汇率大跌导致引发连锁反映，市场担心土耳其外债偿还能力，同时对于其主要借款者的风险敞口也表示担心，比如欧央行就对欧元区银行对土耳其的风险敞口表示担忧（西班牙银行对土耳其信贷高达823亿欧元，法国为384亿欧元，德国为171亿欧元，意大利为169亿欧元）。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非金融部门债务率逐年上升，从2008年年初的85.7%提高到2017年末的113.3%，共上升了27.6个百分点。家庭部门债务率逐年上升但增速较缓和，从2008年初的11.6%到2017年年末的17.4%，仅上升5.8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逐年上升且增速较快，最高达到68.4%，从2008年33.5%到2017年67.5%，共上升了34个百分点。广义政府部门债务率逐步下降，从2008年的40.8%下降到2017年的28.4%，共下降12.4个百分点。总的来说，非金融部门债务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家庭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再金融危机过后都有加杠杆的趋势。
3.土耳其经济过热：双赤字、房价高企、资本市场大幅波动
在总统埃尔多尔“高利率是万恶之母”观念的干预下，土耳其基础利率长期处在低位，加息进程低于市场预期。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土耳其隔夜借款利率下降，从2008年初的15.5%下降至2017年的7.25%，并在2010年达到最低值1.5%。从2009年至2017年，土耳其的隔夜借款利率一直维持在10%以下。进入2018年，土耳其的隔夜借款利率有所回升，达到16.25%。
总统埃尔多安自2003年上台后，土耳其经济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并在2008年金融过后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201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高达7.36%。但是，土耳其这些年的经济奇迹更多的是依赖外债和积极财政政策所带动，其2018年7月CPI同比高达15.85%，2018年以来平均CPI高达12.5%，远高于土耳其央行5%的通胀水平，土耳其经济状况已处于相对过热状态，而总统坚持要降低利率的强硬表态，引发投资者更多担忧。
土耳其10年国债收益率从2018年4月开始急剧攀升，尤其8月以来快速升至20%以上，市场对土耳其的偿债能力十分担忧。高企的国债收益率使得土耳其政府的融资能力进一步受限，对经济上行形成挤压。
过去五年，土耳其房价指数从2013年5月份的136.73升至2018年5月份的264.02，累计上涨了93.1%。2011年至2015年，土耳其房价加速上涨，同比增速最高达到19.03%。此后，虽然增速放缓，但至今仍超过10%。
2016年以来，土耳其的财政盈余占GDP比重逐步下降，财政赤字扩大。从绝对值角度看，财政赤字达到538.93575亿土耳其里拉，从相对值角度看，财政盈余占GDP比重最高达到7.03%。近一两年的迹象表明，土耳其的财政赤字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2015年以来，土耳其的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有所下降，在长期逆差的情况下逆差进一步扩大。从绝对值角度看，经常项目差额从2015年的-321.09亿美元扩大到2017年的-473.78亿美元。从相对值来看，经常项目差额占GDP从2015年-3.73%扩大到2017年的-5.57%。
综上所述，虽然近年来土耳其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增速，但实质上是一种“虚胖”，其内部早已败絮其中。那么，究竟谁该为此负责呢？不是别人，正是先当了11年总理后，又做了4年总统的埃尔多安。
四、罪魁祸首——埃尔多安
1.始作俑者
从本质上说，土耳其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由该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决定的，而埃尔多安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2017年土耳其的人均GDP为10512美元，位居全球第63位，这比中国的71位、8643美元高出不少，也高过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巴西。
那么，埃尔多安是怎么让土耳其看起来“很有钱”的呢？
初期其实是借了土耳其私有化改革的东风。
埃尔多安能够上台，就是因为土耳其1999、2001年连续发生两次经济危机，那时候土耳其人喝一杯咖啡都需要上千万里拉，无奈之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苛刻的援助启动私有化改革。
没想到只是尊重了私有产权、货币价值相对稳定，外资就开始接踵而至，再加上一帮阿拉伯大款帮衬，土耳其和整个中东的生意都做到风生水起。
2006年以后，埃尔多安推动修改土耳其宪法，要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次年，修宪成功。不料金融危机不期而至。为了积累个人资本，埃尔多安开始求助于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印钱，刺激增长。
在位期间，他到底印了多少钱？反正总量真的非常吓人——
从2003年至今，土耳其的M2整整增加了24倍！这个数字放眼全球，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相提并论。
2014年，埃尔多安成功当选土耳其修宪后的第一任全民直选总统。
埃尔多安手伸到财政部、央行。他执着地认为，利率是一切罪恶的母亲。高利率让人借不到钱，这才遏制了经济发展。在他治理的15年里，土耳其为了追求低通胀，长期人为维持低息。
在新的制度下，土耳其议会总理一职被取消，总统有相当大的权力，比如直接任命多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制定预算案，任命高级政府官员等。
新制度的支持者认为，这个制度可以加强政府权力，提高执行能力，是土耳其所需要的；反对者认为，这个制度是为强人埃尔多安“量身定做”的，加强了他个人权力，破坏了土耳其民主。
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尔多安的女婿阿尔巴伊拉克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更是引发不少人的忧虑。
阿尔巴伊拉克出生于1978年，父亲是一名记者，后从政。阿尔巴伊拉克从伊斯坦布尔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纽约的佩斯大学（PaceUniversity)商学院学习，获MBA学位。
回国后，阿尔巴伊拉克加入采力克控股公司（CalikHolding)，并一直做到该公司的CEO。
2004年，阿尔巴伊拉克和埃尔多安的长女艾斯拉结婚。2015年，阿尔巴伊拉克成为议会成员，开启政治生涯。同年底他被任命为能源部长。
从经历看，阿尔巴伊拉克有管理学学位，有公司经历，并担任过政府部长。虽然政治资历尚浅，但任命为财政部长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这个消息传出后，市场反应比较恐慌。当天土耳其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汇率下跌3.5%。
为了利率这件事儿，埃尔多安还曾授意检察院起诉土耳其央行行长，只因他说了一句，“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稳物价”，而这让埃尔多安尤其不爽。
于是乎，埃尔多安说出了之后大家都熟悉的那句名言，“央行当然是独立的，但是给你独立，不是建立在把总统的命令当耳边风的基础上。”
低利率让借钱变得如此容易，“看上去的有钱”不就实现了。
当土耳其人在享受收入翻番的喜悦时，他们不知道这是以土耳其被一步一步推向了中等收入陷阱为代价的。
2.钱都去了哪儿？
首先是大基建。埃尔多安先后投入1350亿美元用以各类基建投资，比如修铁路、机场、运河、能源……基建被埃尔多安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宣示意义。
《纽约时报》记者2017年这样描述正在修建中的伊斯坦布尔新机场：
“它就像黑海上空的堡垒一样隐隐约约，它被设计成激起人们敬畏之情的样子，凸显了土耳其想要重获帝国荣耀的愿望。”
发展中国家要显示重要的一个通常做法就是搞个最大的，要让所有对手都相形见绌。新机场拥有6条跑道，设计年运送量2亿人次，投资120亿美元。
还有，就是建高铁。全世界共有22个国家（地区）拥有高铁，除了中国、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以外，均为发达国家（地区）。土耳其的高铁通车里程在整个欧洲都是数得上的，长达近3000公里。
这当然也主要是埃尔多安的功绩。
欧美国家为土耳其的划时代大基建当然也助力良多。从2008年经济危机恢复过来的欧美，有大量热钱涌进土耳其，从2009年到2017年，这笔热钱高达1030亿美元。这些钱，除了大基建，分流到实体经济的少之又少。
一个地方正是承接热钱最好的场所，价格飞涨，几个月前还风光无限好。
那就是房地产。
目前，在经济保持缓慢上涨的时候，土耳其房地产价格指数却一再迎来大爆发。它从2008年不到2000亿的总量，一直涨到了如今的1.2万亿，10年间上涨了6倍还多。
房地产是土耳其的支柱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左右。在过去几年里，土耳其的房价一路高歌猛进，数次登上莱坊全球房价指数的前六名，2015-16年前七个季度甚至蝉联第一，全年涨幅平均在18%。最高的一次，土耳其房价一年上涨了18.9%。现在伊斯坦布尔的平均房价约在1.5万人民币/平米，而最贵区域的房价要到3.5万人民币/平米起。
随着放水序幕的开启，高通胀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物价飞涨。今年7月，土耳其的通胀率达到12年的新高，15.85%。
高通胀也增加了土耳其的借钱难度。到2017年底，土耳其银行利率已经一路飙到了17.75%。
2017年的时候，日内瓦IndosuezWealthManagement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玛丽·欧文斯·汤姆森（MarieOwensThomsen）表示：“土耳其可能是下一个解体的国家”，因为“它具备了一个失败国家开始的所有要素。”
也许，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土耳其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它只是缺一个扣动扳机的人。2018年，特朗普宣布对土耳其钢铝征税翻倍，只是压垮土耳其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4.帝国梦：重现奥斯曼
作为中东第一强国，面积78.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8000万的土耳其却一直有一个从地中海到白令海峡的帝国梦。
纵观土耳其与邻国的关系，希腊和土耳其因为塞浦路斯可谓生死仇敌；叙利亚和土耳其本来关系不错，但欧美开始颠覆阿萨德政权，埃尔多安迅速变脸；伊拉克的库尔德政权是土耳其的心头大患；伊朗和土耳其分属不同教派，视彼此为异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因为历史上的种族屠杀有血海深仇；保加利亚担心境内的土耳其族人问题和土耳其难民问题；只有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维持了表面上的友好，但却因为宗教原因相互提防。
这么多邻国和土耳其关系都不怎么样，但土耳其似乎并不在意。
土耳其的目光在耶路撒冷，那是伊斯兰的圣地，同样也是让世界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的地方。土耳其随时准备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以伊斯兰世界代言人的角色谴责以色列，赚着沙特的钱，支援一下世界的兄弟。埃尔多安还幻想着，土耳其能够重现奥斯曼国的雄风。
为此，埃尔多安不介意偶尔挑衅一下俄罗斯、美国这样的大国。
和美国同一战线的时候，土耳其敢于伏击并击落飞行在叙利亚上空的俄罗斯战机；在权力需要的时候，土耳其敢于和美国撕破脸，指责美国操纵土耳其军事政变，扣押美国牧师，和特朗普拍着桌子隔空骂战，甚至敢于宣称要攻击支持库尔德的美国军队。前一天还强硬地拒绝向俄罗斯道歉，转眼之间又成为普京的座上宾。
变脸之快，无出其右。只是，现在里拉崩盘了，埃尔多安的帝国梦还能继续吗？
5.埃尔多安的“求和信”
8月10日，面对土耳其里拉的暴跌，埃尔多安修书一封，发表在美国《纽约时报》上，题为《土耳其如何看待与美国之间的危机》。扑克投资家全文翻译如下：
土耳其安卡拉——过去的6年来，土耳其与美国之间一直是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北约盟国。冷战期间（以及之后），土、美两国一直肩并肩地面对共同的挑战。
多年来，土耳其在必要时会迅速向美国提供帮助。土耳其的军人们，无论男女，都曾经一起在朝鲜半岛浴血奋战。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政府通过撤出在意大利、土耳其的丘比特导弹，从而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了导弹。9·11恐怖袭击之后，当华盛顿依靠它的朋友和盟友对邪恶势力进行反击时，土耳其曾派遣军队到阿富汗协助完成北约在那里的任务。
然而，美国一再、一贯对土耳其人民的关切不能理解、尊重。近年来，土美两国的伙伴关系受到了不同意见的考验。不幸的是，我们扭转这种危险趋势的努力是徒劳的。我们的伙伴关系将岌岌可危，除非美国尊重土耳其的主权并证明它理解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危险。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受到来自宾州农村院落的阴谋集团成员的攻击。该集团由法土拉·葛兰（FethullahGulen）领导，已经被我的政府正式定义为葛兰恐怖主义组织。
葛兰恐怖分子试图对土耳其政府发动一场血腥政变。当晚，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民众，怀着爱国主义的心情涌向街头，跟美国人民遭遇的珍珠港、9·11袭击事件颇为类似。
多达251个无辜的人，为我们国家的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人中包括我的长期竞选经理和亲爱的朋友ErolOlcok，以及他的儿子AbdullahTayyipOlcok。如果这场针对我和我家人的政变死亡小组成功了，那么我会加入他们的（死亡）行列。
土耳其人民希望美国明确谴责这次袭击并表达对土耳其民选领导者的坚定支持。但它没有。美国的反应远不能令人满意。美国官员不但没有支持土耳其的民主制，反而谨慎地呼吁保持“土耳其境内的稳定、和平与连续性”。更糟糕的是，土耳其在双边条约中要求引渡葛兰的行动没有丝毫进展。
另一个令人沮丧的原因是，美国与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组织PKK下面的分支库尔德人武装（PYD/YPG）之间的伙伴关系。该组织对土耳其自1984年起成千上万公民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也因此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根据土耳其权威部门估计，华盛顿近年来动用5000辆卡车和2000架运输机，向库尔德人武装（PYD/YPG）运送武器。
我的政府已经多次与美国官员就他们决定在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组织训练和装备PKK盟友表示关切。但不幸的是，我们的话被置之不理，美国的武器最终被用来瞄准叙利亚、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平民以及安全部队的成员。
最近几周，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剧了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土耳其警方以协助恐怖组织的罪名逮捕了美国公民安德鲁·布朗森（AndrewBrunson）。美国没有像我在许多会议和对话中敦促特朗普总统那样尊重司法程序，而是公然威胁一个友好的国家，并开始对我的几名内阁成员实施制裁。这一决定是不可接受的、不合理的，最终损害了我们长期的友谊。
为了表明土耳其不会对威胁做出反应，我们以制裁多名美国官员作为报复。今后，我们将遵守同样的原则：试图强迫政府干预司法程序不符合我国宪法或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土耳其一次又一次地表示，如果美国拒绝倾听，我们将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务。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政府不顾华盛顿的反对，介入阻止希族塞人屠杀土耳其人。最近，华盛顿未能认清我们对叙利亚北部安全威胁的严重关切。我们进行了两起军事行动，切断了“伊斯兰国”组织进入北约边境的通道，并将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武装分子从阿夫林赶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将采取必要步骤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在邪恶继续潜伏在世界各地之际，我们几十年的盟友美国对土耳其采取的单边行动只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在为时未晚之前，华盛顿必须放弃我们的关系可能不对称的错误观念，并接受土耳其有其他选择的事实。如果不能扭转单边主义和不尊重的趋势，我们就必须开始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
——如您所见，埃尔多安用了不短的篇幅回顾了美国和土耳其“友好”关系的历史以及近期交恶的原因，历陈作为美国盟友，土耳其曾经多么卖力。简而言之：我曾经待你那么好，你却背后捅刀。他满腹委屈，威胁要投入到俄罗斯的怀抱里。
尽管他语带威胁，但人们总可以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读出埃尔多安主动求饶的心理。
但，现实总不如人意。
五、土耳其危机很恐怖吗？
土耳其里拉暴跌后，全球金融市场都在担忧危机是否会蔓延到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昨日，新兴市场货币在恐慌情绪影响下纷纷走低，南非兰特大跌10%，印度卢比等纷纷创下历史新低。虽然今日市场有所好转，但土耳其未来走向的高度不确定性仍让市场高度紧张。似乎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刻发酵为狂风暴雨。
在中美贸易冲突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全球新兴市场显得极为脆弱。那么土耳其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有何影响，会成为引爆新一轮危机的导火索吗？
毫无疑问，土耳其危机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土耳其的欧洲债主们。根据土耳其财政部最新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土耳其外债总额达到4667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土耳其2017年的GDP仅为8495亿美元，外债占到了土耳其GDP的55%左右。而土耳其外汇储备只有1350亿美元，连偿付外债和经常账户赤字的一半都不够。土耳其债主名单上多为欧洲大行。根据BIS数据统计，外资银行在土耳其2018年一季度拥有2200亿美元债务，60%集中在非银行板块。海外贷款机构中，风险敞口较大的有西班牙对外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意大利裕信银行等。对土耳其资产的曝险可能影响到整个欧洲银行业利润。
但实际上，即使是土耳其最大的债权国——西班牙，其对土耳其借款者的债权在800亿美元左右，仅占西班牙银行业的贷款余额的2%。所以，欧洲银行业的实际风险暴露并不大。第二，从经济体量上来看，土耳其GDP约为9000亿美金，即便出现危机，对全球经济造的伤害也可能比较小。
事实上，多数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其发展尤其是短期的繁荣主要靠的是吸引海外资本。因此，新兴经济体不可避免的会积累大量的外币资产与债务。但一旦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带来资本流动方向的逆转，就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出现系统性的风险。毫无疑问，此次危机就是在美元回流背景下，土耳其不过是恰巧站在了风口上。
六、土耳其的经济实力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土耳其是世界第16大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方面则位居第全球第65位。土耳其为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之创始会员国，也是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1995年12月31日土耳其已成为欧盟海关同盟的一员。
尽管世界银行、中央情报局都将土耳其视为发达国家，但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常将土耳其认定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美林证券、世界银行及经济学人杂志则将其归类为新兴市场。
以下为土耳其主要产业概况：
建筑业
根据土耳其工程公会资料整理，2012年，土耳其有33家工程公司被国际建筑业界周刊工程新纪录（EngineeringNewsRecord）列入国际前225家工程公司名单中，土耳其名列第二，仅次于中国大陆。土耳其工程公司欢迎与外国公司合作，不只在承包工程方面，还包括在建筑业的投资，从制造建材到基础建设、住宅、工业和观光等之工程计划案。并且土耳其工程公司公会统计，截至2012年底，土耳其工程公司在全球96个国家承接接近6,700个案子，总值达到约2,300亿美元，较2011年成长31%。这也使土耳其跻身世界前12大建材制造国，特别是在供应水泥、玻璃、钢铁和磁砖等产品方面。
电脑产业
土耳其资讯科技产业中，电脑制造商占有主要的地位；电脑的年销售量达350万台。土耳其的电脑制造商依其市占率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Casper、Excort、Exper、Vestel和Beko；第二组有Byron和Aidata；第三组有Zenon和Pro2000。
消费电子业
土耳其的消费电子产业主要以消费电子与电子通讯设备为主。其中消费电子产业最主要的生产项目是电视机。消费者崇尚液晶电视之趋向，使得土耳其电视机制造商必须持续投资于新技术的开发。土耳其制电视机在欧盟消费者心目中，已具备价格与品质双重优势。
白色家电业
土耳其家用电器业于1950年代从组装生产逐步发展。最早的产品于1955年制造完成，土耳其最早生产的冰箱是ARCHELIK所制造，并于1960年开始上市。土耳其的家电业最初是透过授权生产，随后历经技术转移，如今已可自行设计并且运用自行开发之技术，而打入全球的利基市场。如今家电业已成为土耳其发展完善的产业。
另土耳其家用电器制造商创造了有力的自有品牌，在国内市场获得了消费者的支持，同时在海外市场，主要是欧盟国家，也颇有斩获。土耳其国内市场家用电器主要的品牌为Arcelik、Beko、Altus、Aygaz、Profilo、Bosch、Siemens（BSH-Profilo）、Vestel、Ariston和Indesit。
汽车工业
土耳其汽车工业的萌芽可以溯自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开始逐步快速发展，并且吸引了许多欧、美及日本等海外汽车制造商前来设置组装厂。如今土耳其已成为欧盟国家最大的巴士制造与第3大轻型商用车的制造国。
由于土耳其于1996年加入欧洲关税同盟，因而土耳其的汽车工业可以说是欧洲的后窗，该国所产制的汽车近半数皆销往欧洲，虽然土耳其加入欧盟时程未定，但是土耳其的汽车工业已与欧盟国家整合了。汽车零配件制造商则超过700家，生产各类零配件供应当地组装厂及出口之需。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的汽车制造业中心。由于甚具出口潜力，加上地理的优势，土耳其汽车零配件制造业已经吸引很多外国投资者。
纺织业
土耳其是全球纺织成衣业的重镇，也是欧盟第2大的供应来源国。针织成衣出口约占全球市场4.3%，列所有出口国家第4大。平织成衣出口市场占有率为2.9%，居全球第8大。土耳其纺织业是全球前10大国家之一。2012年土耳其纺织成衣出口总值达255亿美元，土国从事纺织成衣外销的厂商家数约1万6,000家，多聚集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Denizli、Bursa、Kahramanmaras及Gaziantep等地区。
钢铁业
钢铁业为土耳其重要产业之一，土耳其钢铁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是中东，最主要的三大出口市场为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三个国家。2012年全球粗钢（crudesteel）产量为15亿公吨，相较于2011年的成长率6.8%，2012年的粗钢产量衰退5%，主要的生产国如日本、德国、乌克兰、巴西等在2012年皆呈现衰退情形，而土耳其在2012年仍维持稳定成长5.2%，产量达3,590万公吨。
农业
土耳其土地面积约7,800万亩，农业用地总面积约3,900万亩，可耕种面积约2,400万亩，森林面积则约为2,100万亩。就农业用地而言，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少数不需要仰赖进口即可自给自足、并有多余的农产品可供外销的国家。土耳其农业在经济发展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土耳其是全球最大的榛果、无花果、杏仁、杏桃、葡萄干的生产国，及第4大的生鲜蔬果，第6大的烟草，第8大的谷类及第10大的棉花生产国，每年生鲜蔬果的产量达4,000万公吨，出口农产品包含了谷类、豆类、糖、坚果、干果、橄榄油等，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盟、美国及中东国家。
矿业
主要矿产包括：煤、原油、铁、硼、铬及铜。土国硼矿藏量占全世界三分之二，亦为全球五大铬原矿供应国之一，铬矿藏量占世界70%，为世界第一，产品大部分外销中华人民共和国。
七、下一个土耳其
进入新世纪，出现了很多的政治强人。尽管“政治强人往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能够通过个人的魅力特质吸引追随者，拥有较高的民众支持度，”但是，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强人从未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是害了这些国家。
这里有一串名单，他们都曾经不可一世，却早被历史判了死刑：他们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萨达姆、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利比亚的卡扎菲，还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
这个名单还包括目前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那些人……
有这样的强人在，不管一时经济表面看起来多么繁荣、在全世界吸引了多少前呼后拥者，出大问题都只是amatterofwhen。
let'swaitandsee.
命运多舛的里拉
土耳其里拉在过去五年贬值近70％。2018年以来，“再创历史新低”这个说法更是数次与里拉挂钩在一起，进入今年第二季度后尤甚。
6月24日，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提前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获胜，里拉在短暂冲高后又迅速回落。7月9日，埃尔多安举行就职仪式并宣布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承诺建立“强大的政府和强大的土耳其”，曾担任能源部长的埃尔多安的女婿阿尔巴伊拉克被任命担任财政和金融部长，而曾任美林公司经济学家且一直被认为比较“亲市场”的前副总理穆罕默德·希姆谢克被排除在内阁之外。
此时，在里拉已经极度脆弱的背景下，美国“在背后狠狠推了一把”。
7月26日，土耳其以间谍罪指控拘押美国福音派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后，面对美国的“最后通牒”拒不放人。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推特上发文称，美国政府准备将对土耳其钢铝产品关税提高一倍，分别达到20％和50％。此言一出，资本市场风声鹤唳，除里拉狂泻20％外，土耳其10年期债券收益率骤升至20％，股市暴跌。
美国同土耳其积怨已久。自从2016年挫败军人发动的“7·15”政变以来，埃尔多安对内下重手搞清洗整肃，对外作为北约成员与俄罗斯暗通款曲，甚至决定购买俄罗斯防空导弹S-400。6月1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自己的2019年国防预算案，其中规定，如果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将对安卡拉实施制裁。
土耳其钢铝产品主要出口目的地是欧洲，而非美国。2016年土耳其对美铝制品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量的1.6％。此次美国市场受挫带来的“震颤”原本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市场反应。美国是在土耳其原本就遭遇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对资本市场形成冲击。
过热与脆弱的经济
近年来，埃尔多安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导致经济过热的风险如影随形。土耳其政府制定了上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项目包括耗资120亿美元修建伊斯坦布尔新机场和耗资130亿美元开凿一条连通黑海和玛尔玛拉海的运河，同时每年向贫困人口保障投入上百亿美元。
在政府高投入推动下，2017年，土耳其增长率高达7.4％，在20国集团内成为“领头羊”，但它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惊人的10.9％，同时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受里拉贬值影响，土耳其外债比重增加较快。据土耳其财政部数据，2018年土耳其第一季度土耳其外债总额为3032亿美元，占GDP比例约为34％。但根据美国财政部估算，土耳其实际外债总存量为4666.7亿美元，占GDP总额55％。关键是，这些债务中大约一半将在一年内到期。；
雪上加霜的新兴市场“熊市”
土耳其此次危机爆发，也与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变局中融资环境受到挤压有关。土耳其的危机会加剧资本的恐慌，导致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受到波及，甚至造成更大范围的经济动荡。
自美联储2015年12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美国已经连续七次加息，其中包括进入2018年以来的两次。美联储今年可能还会再加息两次或三次。同时，特朗普政府去年强力减税，降低了企业在美国运营的成本。
美联储加息等因素造成美国资本回流，新兴市场普遍将进入“熊市”，当前的情况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形略有相似之处。土耳其危机造成的恐慌可能外溢至阿根廷、巴西、南非等国家，这样的事情以前曾经发生过，那就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土耳其里拉危机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态度发生显著变化，其他新兴市场现在可能会面临考验。危机最可能的蔓延途径是投资者对其他脆弱市场的信心恶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长达10年的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导致新兴国家债务激增。
在债务压力下，新兴市场抵御金融波动的能力受到削弱。近来，阿根廷比索遭遇抛售，阿中央银行被迫将利率提高至45％。南非货币兰特的汇率进入8月份以来贬值幅度也在加大。这都是土耳其的金融形势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为遏制危机，土耳其财政部长阿尔巴伊拉克宣布大幅削减政府支出计划，同时采取了抑制投机性卖盘的措施。土耳其央行也将基准利率从17.5％调整至19.25％。这些举措暂时稳住了阵脚。
对内固盘的同时，土耳其领导人还向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寻求政治支持，稳定外界预期。埃尔多安先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通话，并且释放了两名扣押了几个月的希腊军人。他表示，土耳其还有其他选项，将走向新的市场，建立新的联盟。海湾地区唯一与土耳其关系密切的卡塔尔政府表示，土耳其是一个亲密且值得信赖的盟友，卡塔尔对土耳其的经济实力充满信心。卡塔尔还承诺将向土耳其投资150亿美元。
实际上，土耳其并非唯一遭遇货币贬值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年初以来，各新兴市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贬值，其中，阿根廷比索贬值幅度更是超过46%。在1970至2006年年间，共发生过127次货币危机，其中84次货币危机都是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
新兴市场的货币的基石是“外储”，因而，其货币危机根源需要从“外储”的角度去探索：
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外储呢？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而言，无非就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变动两个渠道：
外储=经常项目顺差+外国直接投资（FDI）+外债
（1）从实际有效汇率到经常项目平衡
其中，经常项目顺差是由位于本国的企业和居民部门赚取的、长期限的外币资产，因而，这是外储构成中最稳定的资金。
（2）从信用扩张到资本项目恶化+本币超发
如果国内此时仍然处于信用扩张状态（宏观杠杆率和M2都显著上升），则形成两种情形：
首先，如果没有资本项目的流入，则本币的扩充对应了外储的下行，本币缺乏“有效资产”支撑，自然积累危机；
其次，如果资本项目持续流入，则伴随外债大幅上行，而外债是不稳定的外储资金，本币的支撑结构恶化，则危机潜伏。
总结而言，持有大量外储的国家就能大幅降低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从经常项目、外债出发，那么未来还有可能蔓延风险的国家主要是南非和墨西哥，且并无高额外储支撑。
而中国无论是风险信号指标——经常项目+杠杆/M2，还是风险防御指标——外储，都是新兴市场体系中最为安全的国家。
因而，目前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危机本源是外储结构和总量的恶化+货币信用的扩张所造成。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发酵可能性，而下一步蔓延的国家中首当其冲的可能是南非和墨西哥，印度、俄罗斯的边际也在恶化。
中国是其中免疫力最强国家，暂时不会有此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