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最初提出股份制时并没有过分强调企业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知青回城就业难题。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出现股份和股权的历史因素。
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有几位学者以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在江湖上扬名立万，比如以倡导市场化改革闻名的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以呼吁股份制改革为已任的厉以宁被称为“厉股份”、以推动破产法而著名的曹思源被称为“曹破产”……
不过，厉以宁最初提出股份制时并没有过分强调企业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知青回城就业难题。
这是因为，在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改革之时，中国的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的考验。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同城和就业问题。
历时10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无数知识青年从城市进入农村，而当初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业压力很大。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功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目的是解决就业问题。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港。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向单一发展。这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因难。特别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困难和问题首先以劳动就业为薄弱环节表现出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停滯不前，国有工商企业又四体制问题和政治原因，长期人浮于事，冗员充塞，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
到1979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1/10。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各地省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休事件。
因此，1980年四五月份，为了解决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了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北京大学学者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火就业问题。但是，厉以宁的这个提议当时并没有得到中火政府应有的响应。
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主持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再一次提出用股分制办法解决就业的社会难题，得到了与会的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仍、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附议。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对西方经济学不然，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熟。实际上，许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但这是众多学者第一次公开呼唤中国建立股份制。
1984年4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这期间，我国的农村企业和城市的小企业有了股份制的雏形，其特征是从浅层次的集资入股型到深层次的合股经营、股份合作型发展。例如，1982 年6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与广东深圳市地方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公司全权负责筹资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赤港2.2平方公里地域，建设并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深水海港。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
由此可见，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出现股份和股权的历史因素。
这两者成为整个股份制改革的两个重要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