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投资，后调查
“先投资，后调查”是索罗斯的投资理念。投资在先，调查在后，意味着提出假设、建立头寸，小试牛刀考验假设，等待市场证明正确与否。如果证明其假设是正确的，则追加头寸，否则，及时撤出。金融市场中，有时候确认一个走势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很可能在犹豫不央之时，市场走势已经开始逆转了，因此提出假设后立即建立头寸有助于抓住最佳投资时机。
这种投资理念是索罗斯更加准确全面地感受市场、捕捉战机、获取最大利润的投资秘诀之一。投资市场往往充满了风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众多的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都会进行充分的调查，每一项调查，都会花上时间、机会成本。在这方面，索罗斯的投资风格与众不同。
索罗斯说，大众总是跟随错误的趋势，但是他有时也愿意跟着大众走。在投资时，他先把自已看作是投资者中的普通一员，根据市场趋势建立仓位。只要他相信他的原始命题有效，即使仓位开始赔钱，也不会断然平仓。
当然索罗斯的投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他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发现先假定金融市场的某个趋势已开始出现，然后先行投入一点资金，再一步步测试、考察、试验，用以检验一下自己的假设是否成立，以便于自己明确投资目标的方向，把握重要的转折时机。如果后来的趋势与他自己的假设相符，他就继续投人资金，并根据自信程度，决定要做多大的仓位，从而在一个新趋势中获得最大的利润。如果后来出现的趋势证明他自己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他会努力研究失败的原因，毫不犹豫地将先行注人的部分资金撤销，潇洒出局，以减少损失。正如后来有人回忆说:“乔治总是说‘先投资，后调查’。这意味着，提出假设，牛刀小试以考验假设，等待市场证明你正确与否。”
当然要判断自己的假设是否成立并不是件简单的事，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便假设成立的话，在什么时候继续注人资金，恰如其分地在这一趋势发展态势中把握趋势的临界点，也是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进行判断的。如果拖拖拉拉、犹犹豫豫的话，市场走势一旦出现逆转，就会丧失最佳投资时机，如果提前追加资金就会增加投资的风险性。
索罗斯说:“我想买3亿美元的债券，所以先卖出5000万美元。”“我想先感受一下市场是什么样子。我想试试作为一个卖出者的感觉。如果卖出很轻松，如果我很容易就卖出这些债券，我就更愿意转而当一名买人者。但是如果这些债券很难脱手，我就无法肯定是不是该买进。”
当索罗斯在与罗杰斯合作时，就是遵循这种先投资、后考察的方法。两人都认为，他们不可能从华尔街分析师身上学到太多东西，所以他们都注重自己的考察。
为了提出透彻调查，索罗斯每天都要深人阅读三十份公司年报，希望找出若千有趣的企业发展情势或若隐若现的长期趋势。在调查上，索罗斯也有自己的方法和风格。他与1500家以上的公司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掌握着这些公司的业务记录、产值情况、经营状况和股票行情。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的准确性，索罗斯还经常亲自到这些公司，与这些公司的负责人进行长时间的交流。
在索罗斯看来，不管确立了怎样的假设，在某一特定时段内，投资者的想象必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种假设是基于假设中必然存在的某些缺陷之上的。因为，家罗斯认为，人们对万事万物的认识不可能十分，准确，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要想在投资市场中取胜，就必须寻找并关注这些缺陷对投资的影响。他把找出投资命题中的缺陷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当找不到缺陷时候，他会感到很困扰;而一旦找到了，索罗斯就会先于其他投资者迅速判断出某个市场趋势即将结束，从而采取投资行动。
用自己的投资标准观察世界
索罗斯有自己的投资理念，他总是用自己的投资标准来观察投资世界。其他人想什么或说什么，对索罗斯来说价值极小或根本没有价值。
1956年索罗斯初次来到纽约时,发现他有一个竞争优势。在伦敦，欧洲股票专家多如牛毛，在纽约，他们却十分珍稀。正是凭借这一点，他在1959年欧洲股票开始暴发时实现了他在华尔街的第一个大突破。索罗斯说:“这开始于最终成为欧洲共同市场的煤钢共同体的形成。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在一个“欧罗巴合众国’中抢占先机的美国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对欧洲证券兴趣极..我成了欧洲投资热潮的领航者之一。这使我成为一群盲人中的独眼国王。像德赖弗斯基金( Dreyfus Fund )和JP.摩根这样的机构实际上完全被我控制了，因为他们需要信息。他们正在做巨额投资，而我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突破。”
索罗斯做调查，一般也是原创性和第一手的。 精通德语、祛语、英语和匈牙利语的索罗斯能深入研究纳税申报单，揭示欧洲企业的隐藏资产。索罗斯还会拜访企业管理层,而这种做法在当时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1960年时，通过一手资料的分析,索罗斯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首先，他发现德国银行的股票远比它们的市场总值要值钱。其次，他发现保险企业集团Aachener Muenchener的不同成员间的复杂持股关系，意味着投资者可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买到它们的股票。在当年的圣诞节前夕，索罗斯来到JP.摩根公司，给他们看了这50家关联企业的联系图，并把他的结论告诉给他们。但在索罗斯未完成报告之前，他们就命令他立刻开始购人。因为他们认为，根据索罗斯当时的结论，这些股票的价格可能会翻一到两番。
在1969年索罗斯和他的合伙人吉姆.罗杰斯创建量子基金的时候，只有像小麦和咖啡这样的农产品以及像银和铜这样的金属才有期货合同。货币、债券和市场的衍生合同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迅速兴起。然而，索罗斯在金融期货诞生之前就运用了同样的原理，寻找可以通过买入或卖空私人企业的股票来加以利用的新行业趋势。索罗斯和罗杰斯如何寻找这样的股票?方法就是阅读，大量地阅读。
在1978到1979年之间，吉姆。罗杰斯感觉到模拟世界将变成数字世界。索罗斯回忆说:“吉姆和我来到了蒙待雷，AEA (美国电子工业协会)正在这里举行会议一它 当时叫WEMA。在整个星期内，我们每天都拜见8到10个公司的管理层。我们竭尽全力地全面了解这个复杂的技术行业。最后，我们选出了5个最有希望的成长领域，并在其中的每个领域内都挑选了一只或更多股票。这是我们这个二人团队的最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努力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量子基金的表现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好。’
期货市场的发展为索罗斯提供了一个全新舞台。这些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对量子基金来说是最理想的市场。在期货市场，索罗斯建立大头寸的速度远比在股票市场中快，而且他的买卖行动影响市价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索罗斯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经济、行业、货币、利率和其他趋势上，一直在寻找正在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联系。他的方法并没有变，变的只是他的关注对象。他喜欢与人交谈，他在世界各地的市场建立了庞大的联系网，有时候会请这些朋友帮他判断“市场先生”在想些什么。
调查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监控。监控是调查的延续，不是指找到一个投资机会，而是指投资之后继续关注，判断-切是否顺利，是否需要抛售获利、清仓退出，或保住你的资本。在监控方面，索罗斯的监控频率要高得多，远不止每月一次，有时候甚至是每分钟一次。但在索罗斯的投资方法中，调查和监控可以融合在一起。例如，索罗斯会首先用投石问路的方法检验他的假设。监控这个小头寸有助于他判断假设的质量。他的检验也是他的研究策略的一部分....研究正确的时机，扣动扳机的正确时刻。监控他的试验性头寸有助于他获得“对市场的感觉”;而试验的失败可能会让他修改自己的假设，完善他的研究。
索罗斯这个精明的投资大师，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股票和基金的可操作性。但这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着严谨的调查和研究的。这一点对投资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假设”有时候是无关紧要的
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机家，索罗斯就像一只鹰，大部分的时候都蹲在高高的山崖上静静地看着股市的起落沉浮，只有到了他认为最适合的时机，才发出最致命的一击。
索罗斯深知大捞一笔比跟着动荡的、混乱的市场亦步亦趋要划算得多。在索罗斯的个人哲学里，金融市场的假设只能在大部分时候起作用，但到了真正出手的时刻，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为偷袭亚洲货币，家罗斯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他们以中国香港为中心，并深入到东南亚各国研究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为了获取第-手数据，索罗斯的团队经常往来于东南亚各国，他们造访房地产开发商，接触操盘手，甚至也跟当地的银行以及记者沟通。
“这些信号综合起来后，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仔细研究，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局势如何发展?”经过调查之后，索罗斯了解到泰国股市在1996年依旧低迷，房地产市场虽然风生水起，但整个楼市泡沫已经很多，部分开发商支付利息都有困难，但银行还是帮开发商找来很多美元贷款。
此时，资产泡沫堆积、外资不断涌人、银行短期外债高筑,危机重重。索罗斯从来不冒任何没有准备的风险,每一次的成功都是有备而来。为了确定做空泰铢，索罗斯和量子基金团队整整提前准备了6个月,逐步建立起空头仓位。
1997年1月，索罗斯基金联合其他国际对冲基金最终开始了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同年8月，受到冲击十分严重的泰国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此时的泰铢也已经陷于崩溃。
索罗斯一次次出击的成功和量子基金的指数级财富增长，也从事实上一次次验证了他投资哲学的正确性。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索罗斯就是那种少之又少的谋全局者。
索罗斯认为，金融业界越来越精细化的量化投资手段让人们陷人了一个个充满隔阂的学科深渊里，金融市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而难以理解。为了跳出知识积累的怪圈，索罗斯认为重要的是将问题简化而非复杂化。
在一群盲目追捧科学量化投资的华尔街投资专家的操纵下，金融市场最终出现的只能是狂热和迷失。
准备充分和准备不充分其实就意味着成功和失败的概率。索罗斯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可以理解金融市场，并为即将进行的股票投资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写道:“我认为我确实懂得了即将发生的这个过程，这个革命性的过程。我比大多数人强，因为我有理论，一套理性的框架，可以运用它。这是我的特别之处，很实在，因为我在金融市场上遇到过相同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