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银行业危机因为监管当局积极而富于想象力的干预而得到控制。仅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是不够的，由主权国家借款人所发放的贷款远远超过了银行的自有资本。如果这些主权国家违约，银行体系就会丧失支付能力。最近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1932年，它导致了大萧条。由于前车之鉴，人们不接受那样的情况再出现。因而，中央银行超越传统职权，联手救助（bailout)债务国。1974年英国就有先例，当时英格兰银行决定救助那些在其管辖范围之外的所谓“边缘银行”（fringebanks)，当时那些边缘银行曾向英国几家大型清算银行举借了巨额债务，这一救助行动使得清算银行没有遭到外界的任何怀疑。@在1982年的危机中首次将救助债务人的策略运用到国际范围。
中央银行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来执行这一策略，这就需要所有债权国政府参与，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主要作用。救助计划由各个国家综合而成。通常而言，商业银行提出它们的承诺，国际货币机构注入新资金，债务国同意执行改善国际收支的紧缩方案。大多数情况下，商业银行还需要拿出更多资金，以便使债务国有能力支付利息。国际合作使救助方案取得显著成效，参与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一些政府和中央银行，以及更多的商业银行。以墨西哥为例，共有500多家商业银行参与其中。
我亲历了这场危机及其解决，从中所学甚多，我着迷于其所涉及的系统性事务。我写了一系列的报告，摩根士丹利发布了这些报告，其中，我分析了这一由国际金融当局打造的权宜方案。我称之为“信贷联合体系”（CollectiveSystemofLending)。这种联合体系出于对借款国的担忧而把大家绑在一起一致行动。相应地，也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债务的完整状态。债务国为此只能各显神通，有的债务国在偿债方式上得到了债权人的让步，但每一次让步都对应未来必须履行更多的义务。债务国接受了这一提议，既是为了确保还能从资本市场上得到融资，也是为了避免资产被査封，同时也是出于对未知事态的担忧。紧缩计划的确改善了债务国的国际收支，但是这种改善还是赶不上债务累计的速度。考虑到这一问题，银行建立了坏账储备金，但在我写《金融炼金术》讲述这一历史时，还都没有找到方法既把这些储备金转给债务国，又不打破联合一致行动原则。最终，布雷迪债务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大多数拉美国家也失去了10年的经济增长。
此前发生信贷危机时，都会对犯过错误的机构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以防止危机再度发生。但是，里根执政时期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大行其道，在其观点的影响下，国际银行业危机导致了与上述相反的后果：美国的银行反而在赚钱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实际上，大萧条时期对银行施加的种种限制都被逐渐取消了，银行得到允许扩展分支机构、跨州并购、从事新的业务等。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的分离先是模糊不清，后来干脆完全取消了。由于受到了信贷联合体系的惩罚，银行都急于避免在其资产负债表上持有贷款；它们更乐衷于把这些贷款打包后出售给那些并不受制于监管当局的投资者。于是，更复杂的金融工具诞生了，出现了使资产游离于资产负债表外的新手段，那正是超级大泡沫刚吹起来的时候。
新发明的金融工具、新推出的交易和融资技术具有致命的弱点。它们是建立在金融市场均衡的假设上：市场价格也许会暂时背离均衡，但是这种背离是随机的，最终仍会回归均值，史可明鉴。这种假设没有考虑到，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出现会把金融市场功能冲击得面目全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以个人经验证明：当我在离开几年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重返金融市场时，我简直是晕头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