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孙子兵法·谋攻篇》
“必以全争于天下”的意思是要全面动员，全盘谋划，用全胜之策来争胜于天下。经济是-个国家的基础，金融战自古就是削弱甚至消灭敌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灭昊就使用了金融战。东汉会稽人袁康等编纂的《越绝书》说文种向勾践进伐吴九术：“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槁，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女子美，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其易伐；七曰疆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口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这里的“三日贵籴粟槁，以空其邦”就是金融战的具体闸述!
金融战争作为现代经济战的集中体现，本质相当残酷，影响非常巨大。1985年强大的日本经济由于美国逼着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所造成的财富损失，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所导致的财富损失。因此，我们必须在金融领域积蓄实力，积极守住阵地并伺机向西方反攻，后发制人，徐徐图之，直至夺取最后的全面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中日战争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方战略进攻、我方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双方战略相持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方战略反攻的时期。
纵观世界金融领域之态势，面对强大的外资对手，我国金融业将长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原因如下：
1.资金和技术上的劣势决定了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从近年来中外企业之间发生在金融领域的几起大事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一点。
先说著名的“中航油事件”。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曾于2003年被《求是》杂志盛赞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同时国资委也表示，中航油是“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的一个成功典范”。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多，中航油便宣布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做空石油期货)总计亏损5.5亿美元并申请破产保护，举世震惊。
2003年第4季度，中航油做出错误判断，在国际油价上升的趋势中大量出售看涨期权，到2004年1月31日已亏损1100万美元。主因就是在石油期权交易中输给了高盛集团旗下的杰润公司。面对巨亏，中航油及其母公司——中国航油集团曾竭力试图力挽狂澜。2004年10月，中国航油集团将所特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折价配售给机构投资者，筹得1.11亿美金暗中用于补仓。然而，由于国际油价仍在不停攀升，亏损额持续扩大。自2004年10月26日起，中航油由于资金链断裂，被迫在55.65美元的高价位开始斩仓，此后卖出的石油期权平均价格为48美元/桶。而期权协议规定的到期行权时间分散在20052006年的12个月内。自2004年12月起，国际油价即开始一路下跌，如果中航油能坚持到2005年，则亏损额将大为减少，甚至可以盈利。可是在重重资金的压力下，中航油的期权仓位已经于2004年11月底被提前斩仓完毕，当期亏损5.54亿美元。国际知名评级机构对此评论说：只需要再多5000万美元，中航油就可以走出困境。
2005年第2期《中国企业家》的封面文章《谁搞垮了中国航油?》一文中，重要当事人之一的中航油高管陈久霖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说道：“近年来，国际资本长期觊觎我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和海外中资企业；国际竞争对手一直有意挤压中资企业。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三井、美国高盛公司等先是给中航油‘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移盘位，对挪移盘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后来等到油价冲到历史高点时，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斩仓。”在整个事件中，日本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三井住友银行、美国高盛集团的杰润公司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有的是中航油的逼仓对手，有的是中航油的借款人，有的为中航油提供居心叵测的建议诱使其走人深渊。很明显，高盛与三井结成了美日同盟，狼狈为奸一起陷害当时正处于上升势头的中资企业——中航油。
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公司宣布由于澳元大贬值跌破公司锁定的汇价，公司须按买入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每月接货。短短3个月已造成8亿多港元的实际亏损及147亿港元的账面损失，有关金额接近公司市值的-半。同时，如果澳元持续下跌，损失将更多。2008年12月2日，中信泰富发出股东通函，披露了与其签下杠杆式外汇合约的对家及其合约内容。通函显示，过去两年中，中信泰富分别与花旗银行香港分行、渣打银行、美国银行、瑞信国际、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摩根士丹利资本服务、国开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等13家银行签下了总共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这些杀机四伏的合约、这些狡猾奸诈的对手，让中信泰富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巨亏深渊。
虽然后来中信泰富的母公司——北京中信集团出手接下了这笔烂账，并向其提供了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但巨大的损失已经难以挽回。而且这个事件对中国的红筹股整体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得国资委高层震怒，国家已故前副主席、著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之子荣智健被迫黯然辞职。
2008年，又一家中国企业——深南电悲剧性地陷入了与高盛旗下杰润公司的对赌圈套。与中航油的案例类似，对赌的也是国际石油价格。只不过高盛当年是唱多，这次却唱空。双方当事人共签署了两份确认书。第一份的有效期从2008年3月3日到12月31日，分三种情况：当期限内纽约商业交易所当月轻质原油期货合约收市结算价的算术平均值(简称“浮动价”)高于63.5美元/桶时，深南电每月可以获得30万美元；当浮动油价介于62美元/桶至63.5美元/桶之间时，深南电可获得“(浮动价-62美元/桶)x20万桶”的收益；当浮动价低于62美元/桶时，深南电每月需向高盛支付“(62美元/桶-浮动价)×40万桶”等额的美元。第二份确认书与第一份类似，但浮动油价上调了2.5美元至3美元，深南电承担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期限为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0月底。
对赌双方签约时，即2008年3月的国际油价为108美元/桶，月均价93美元/桶，且处于上涨通道之中(最高曾一度突破140美元/桶)。第一份协议执行的前几个月内，深南电每个月从高盛手中获得了大约30万美元的收益。然而，这些甜头只是将深南电引入无底深渊的诱饼。
国际油价从2008年7月起开始暴跌。按照第二份确认书中的协议，如果纽约商业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油价在60美元/桶，深南电每月将亏损180万美元，如果油价在50美元/桶或以下，则每个月亏损580万美元。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2008年11月，国际油价恰如高盛所期待的那样跌破60美元/桶，并于12月逼近40美元/桶!
虽然第二份合约在2008年底被双方协商终止，但深南电已经在石油期权市场上遭遇重挫，并因此陷入了严重的国际金融纠纷——2009年11月高盛对深南电紧追不舍，开出价值5.71亿元人民币的索赔金额。这超出了深南电该年前三季度净利润的两倍多。
据公开报道，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因为国际期权合约而蒙受巨大亏损的中国著名企业还有ST东航、中国国航以及中国远洋——可能这些还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2009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曾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称：央企投资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普遍发生浮亏和损失，当然首先要从企业自身找问题，但也与国际投行恶意兜售带有欺诈性的、设计复杂的高杠杆产品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企业遭遇金融衍生产品“投资滑铁卢”，一些外资国际投行是罪魁祸首。
最近发生在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国美电器的黄陈之争中，外国资本悍然不顾人民群众的舆论和国美创始人黄光裕的诉求而在“9.28”的投票中支持妖庵化的董事陈晓，就更加说明我们的民族资本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上述惨痛的教训说明，中国企业在金融领域与外资对手较量时，无论是从资金上还是从战术技巧水平上都远远比不上对手。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也是中资企业在国际金融领域不得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因。
2.心理和思维上的局限导致了我国自前在金融领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如果“艺不高”，甚至是多次遭到强势对手的欺负，胆子自然也就难以大起来。由于在金融领域的战术水平还不够高，使得我国企业即使拥有一定资金，往往在真正的机会来临时也过于谨慎，畏首畏尾不敢主动出击。2008年金融危机本是一个主动出击的好机会，但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却再三告诫国内公司不要轻易到外国投资。大多数中国企业也是画地为牢持币观望，结果导致我们丧失了很多收购外国资产的良机。而华尔街的股神巴菲特却非常明智，到处主动出手，趁机有选择地入股或收购公司，获利颇丰。毛泽东提倡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中国的某些企业却恰恰相反，是“战略上重视敌人，战术上藐视敌人”，所以不仅错过了真正的投资机会，而且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金融衍生品种上栽了个大大的跟头。
现在市面上《货币战争》、《黄金保卫中国》之类的书籍不断涌现。这些书往往大力倡导在现阶段囤积黄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如此实在有些目光短浅——这只不过是局限于防守的主张而已，不足以作为全局指导。这些书的作者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思维，或许是因为他们长期目睹中国金融市场相对于西方处于弱势，从而形成了一种过于注重防守的思维惯性。然而要想真正有效地保卫中国，光靠防守是远远不够的。一味防守的弊端，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言：“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入者也：众者，使人备已者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指出：光靠消极的防御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即使在防御阶段也要守中有攻。
3.在金融领域缺乏成熟的市场环境和足够的优秀人才，也导致了我国目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是非理性投资者占主导地位的市场，虽然公募基金占的权重很大，是市场主导力量。但很多基金管理者的能力太差，连在中国股市操作都难以成功，更别说去国际金融市场了。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市场监管体系也还不够完善，管理层担心某些金融衍生品的推出作为一把双刃剑会增大非理性投资市场的风险而不是规避风险，所以国内的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虽然在2007年就已经被提出，但直到2009年底才获得批准，2010年4月16日才上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市场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更是无法和华尔街相提并论。如此就势必导致国内的大批金融人才，尤其是天才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战锻炼。我们的人才没有得到足够的实战锻炼，相关操作经验匮乏，而对方却精通于使用这些先进的金融術生工具，那就如同在战争中敌人有着更完备的训练系统和极其先进的武器，但我方的战土们只是听说过却从未拥有，结果必然处于很严重且很危险的劣势。
如今西方的资本集团正在大规模地进入我国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各行各业，来势空前汹涌。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的经济安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只靠派去华尔街学习的少数留学生显然难以解决我国在金融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机。何况这些留学生即使身在华尔街中实战，也并不一定就很有天赋，将来不一定承担得起关键重任。万一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少数人士如同当今的某些股票分析师，只是擅长纸上谈兵，在镜头面前分析起股票来头头是道，一旦去实际操作中短兵相接便-败涂地，那可就太悲哀了。
对于我国而言，第二阶段的战略相持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阶段将是极其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因为金融战争和军事战争不同，军事战争多数可以在短期内决出胜负，而金融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旷日持久，得徐徐图之。
笔者认为，第二阶段即金融战略相持阶段将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国内各种高水平的金融衍生工具将陆续推出，并逐渐和国际接轨。只有这样，才能给国内为数众多的金融业大军以足够精良的装备和级别足够高的实战锻炼机会。那些在金融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或天才将很有可能来自于现在的上亿股民之中，而不是来自于那些金融科班出身，恪守教条，战术中规中矩的人。我敢说将来各种金融工具和国际接轨之后，在广大股民之中一定会出现索罗斯、巴菲特这种级别的顶尖人才。
第二，我们的人才在相持阶段也将慢慢地渗透或潜伏到华尔街中去，和犹太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密切来往。同时，外国的金融公司将在中国国内处于和中国公司平分秋色，甚至略为占优的地位。但中国在外国却几乎没有大的金融公司，即使有些比较小的或中等的金融公司，也处在绝对的劣势之中。情况虽然依旧不容乐观，但在国内金融市场上我们和外国公司将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错节又短兵相接的拉锯战中。这时我们的实力已经开始慢慢强大，并且在不断变得更为强大。
接下来将进入第三阶段——金融战略反攻阶段。
这一阶段什么时候到来，实在很难预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对手也不傻，甚至更加聪明，我们进步，他们也同样在进步。虽然我们的攻击能力变强了、攻击手段增多了，但对手的防守也会变得更加严密。
事实上，金融市场越发达的国家，其金融防御能力往往也就越强大。例如，早在金融证券业刚刚开始成为庞大的新兴产业的90年代初期，美国就通过专门立法对外资银行进入美国设置了强大的金融壁垒，形成第一道金融防御体系，成功地将外资机构排斥在银行业的主流业务之外，使得外资银行要么根本进不去，要么就是进去也活不长久，从而保证了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巩固和发展。除了立法阻挡外资银行的这第一道金融防御体系之外，美国还有两道金融防御体系，也就是金融监管集团和共同诉讼制度。即使某天美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由具有高度爱国精神和敏感政治嗅觉的金融监管集团构成的第二道防御仍然能让外资机构难以在美国获得平等竞争的条件。如果将来美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措施，加强金融防御，我们进攻起来就更加难以下手了。
为了迎接金融反攻阶段的到来，我们只能向先贤学习，像《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那样去做：“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也!”
第三阶段将是在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后，还要耐心等待对手出现纰漏时再对其发动致命一击的决胜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为不可胜。面对强敌，我们自己一定不能乱，要防守严密，不要被对手打乱或击破阵脚。世界经济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很多传统的势力格局必将重新洗牌。我们如何能在对手乱时而自身保持不乱。值得广大有识之士用心研究。
第二，以待敌之可胜。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存在就必然会有破绽。但如果对手还没有出现值得出手的破绽，而是防守严密、秩序井然，那么我们千万不可冒险大举进攻，只可试探。只有发生像2008年金融危机这类的国际大事件，并且面对这种机会，我们的准备已经足够充分了，才可以放手进攻，乘机大举收购或入股国外金融公司、实体经济等。届时可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致命一击，直捣黄龙。
第三，攻其一点。攻其一点的意思就如同用兵一样，当想攻下敌人的阵地时，就要在敌人阵地某个防御薄弱的地方集中优势兵力、火器展开强有力的攻击，当此地被攻下后，再扩大战果。在金融战中也是这样，当华尔街在某个金融品种中产生分歧或发生不利的变故时，例如农业中的小麦或大豆，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这一金融品种发动进攻，用几倍于对手的资金在局部取得优势，从而战胜对手。得手后再瞅准机会对另外的品种发动进攻，这样就可以“积小胜为大胜"。同时也可以积累金融战的经验，为未来的战略决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进行战略迁回。“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的人民解放军，面对国民党军队，无论从人员数量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高层果断提出“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也就是放弃国民党实力占优的大中城市和交通线，放手在小城市和农村发动群众、展开斗争。这样就为取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很好的战略基础。
同样，在华尔街强、我相对弱的不利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先占领第三世界国家的新兴金融市场，如越南或一些整体经济实力比我们弱小的经济体的市场。
但有一点需要强调，我们将来应该避免再犯当年日本人收购洛克菲勒中心那样的错误。日本人之所以失败，笔者认为一是日本作为岛国所导致的急功近利心态；二是当时的美国经济依然还很强大。孙子兵法有云：“善战者，求之于势。”显然日本人没有把握好“势”，没有瞅准时机，出手过于急切了。但是如果日本人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行动刚好处在美国发生世界金融危机期间，结局很可能将大不一样，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要我们不急不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关键时候再善于使用奇谋，真正做到“以正和，以奇胜”，最后的赢家就必将属于伟大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