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四十年未有之风险。中美贸易战不仅将破坏并深刻改变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秩序，重构“三链”结构，还将深刻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通过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传统路径，中国必须为此做好长期战略准备，重新谋划。
贸易战溢出效应持续发酵，将趋势性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中美贸易战不仅短期内增加了双边贸易成本，还影响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大幅提高中间品及产业链成本，加快部分产业链回迁与转移，从而引发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体来说，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将主要加速向南亚、东南亚等地区转移，资本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环节可能转移至日韩、欧洲等国家或地区。而这种重构趋势性甚至不会因为贸易战的停止而停止。
相关信息显示，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许多日企已采取行动，三菱电机输往美国的金属加工机器工厂，从中国迁回日本；东芝机械也将部份生产据点从上海移往日本、泰国。为应对贸易战，多数日企表示会选择迁厂或与客户讨论成本负担等，过去选择自行吸收成本的日企，在关税升至25%的情况下恐难承受负担。贸易战也给其他一些国家提供“替代机遇”。近年来，随着人工、资源、能源和环境成本的上涨，中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加工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梯次向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及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
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对东盟制造业的投资呈现加速上升态势，2015、2016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73.4%和34.3%。在贸易战背景下，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及其他低成本国家的转移态势似乎还会进一步加速，关税并产生的影响让一部分组装产品的产能从中国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根据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贸易数据公司Panjiva研究报告，美国进口份额已经重新分配。美国从中国进口在2019年第一个季度已经下降了13.5%。而从越南进口增加了37.2%。
整体而言，产业跨国转移难度大、时间长。对跨国公司而言，重置产业链的成本较高，不仅是关税问题，还要考虑物流成本、基础设施、供应链、配套产业的完善度和成熟度等等。在华跨国公司的生产投资、产业链条等等都在中国，短期内大规模撤出并不现实。同时，中国相对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以及与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的地位短期内并不容容易替代。然而，一旦贸易战持续数年，这种产业转移对于中国的影响无疑将是巨大的，需要未雨绸缪，为中国赢取部分应对时间和战略主动权。
贸易战向更大范围内延伸，存在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
从美国《 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相关条款以及近期一系列对华打压、制裁、围堵等行为看，经济切割、产业切割、科技切割，在科技上与中国“脱钩”，全面遏制中国高科技崛起，在美国已成为跨越党派分歧的共识。美方既不希望中国通过自主研发或并购的方式获取这些核心技术，形成替代性产业链。美国在科技领域也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竞争对抗性政策。当前，美国已全面修订现行出口管制法规，强化“长臂管辖”行为。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提高了对外国控股公司，特别是中国公司的限制条件，增加了对“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管制，建立了跨部门协商机制以提高执法能力。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去年11月19日列出了美国政府拟议管制的14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清单，涵盖5G、人工智能、微处理器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机器人、3D打印、量子信息、先进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并以“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为由，将44家中国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强化对华技术出口封锁。
近期，更加让世界震惊的是，为围剿中国高科技公司，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签署行政令，以“科技网络安全”为由，要求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向美国商务部赋权，允许后者禁止美国公司购买“外国敌人”生产的电信设备、技术。随即，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谷歌随即停止与华为的业务往来，包括硬件、软件和技术服务，其中包括Android系统的服务支持，这意味着美国全面强化对华高科技遏制和技术出口封锁，中美“科技冷战”的态势几近确立。
美对华高科技“遏制加封锁”，将改变我“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轨道
让中国无法获得美国任何先进科技资源，实现切割甚至“脱钩”已经成为美国当前及未来重要的战略选项，这将改变我“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轨道及通过“学习曲线”市场后发国家赶超发展战略的路径。
回顾中国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发展并完善的过程，中国持续高位的制造业投资比重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吸纳全世界的科技成果，并深度参与并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合作是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以及要素效率提升的关键。美国发起贸易战重点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竞争，通过签证手段、人才政策、移民政策等防止技术外流，进而达到技术封锁的效果，这使我国未来无法再依赖过去那种引进—吸收的技术升级路径。
近年来，中国向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上游攀升主要是在资本品（用于制造其他商品的商品）和零部件领域，这也改变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2007年至2017十年中，中国在全球资本品市场的份额从大约5%上升到20%以上。从贸易结构和商品结构看，中国出口美国商品中电信和运输设备以及汽车零部件所占比例增长，而纺织品和鞋类所占比例缩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发布的《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18》数据显示：随着企业持续投资研发设施并与学术界的合作增加，中国工业有望向新兴和复杂的技术方向发展。在中端高科技产业，中国现在占主导地位，其全球份额在过去十年间几乎增长了两倍，达到32%，在2009年超过了美国，2012年又超过了欧盟。2018年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出口总额约为对外贸易总额的30.7%，出口商品里工业品占比超过90%，而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占比也超过了30%。美国对华技术阻断和“脱钩”对未来中国高科技出口的深远影响会更加凸显。
中国的对策：以“科技强国”+“创新立国”+“自贸区战略”应对未来挑战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化外部危机为内部改革倒逼势在必行。近两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正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促进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扩大内需政策不断出台。除了加快结构性改革，更重要的是全面确立“科技强国”和“创新立国”战略，通过制度性开放以及参与推动双边、诸边、区域性自贸区网络，为未来发展创造更开放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1.从全球价值链模式向全球价值链与国家价值链模式互动模式转变。
从产业分工路径看，中国工业及制造业发展过去更多从属于全球产业分工模式下的全球价值链，而忽略了国内市场需求。在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低成本、低价格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竞争环境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全球产业格局，将过去单纯依靠全球价值链模式向国家价值链( NVC) 转型，形成GVC 和NVC 相互协作的价值链模式，这也是减缓国际贸易冲突，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重要路径。
2.避免“断链”风险，加快进口替代。
进口替代不意味着放弃进口，更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它的优势体现在：一是能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温和的成长环境，形成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 二是改善本国的经济结构，增强经济增长的独立性; 三是提升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形势的改变，进口替代将助力国内产业升级，重塑全球价值链。因此，加快某些产业进口替代，加强高端制造产业创新投入，大幅提升制造业R&D强度，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将这次“危机”转化为 一次真正的“机遇”。
3.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现价值链重构。
目前，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25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最大出口产品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将中国优势产能与优质资源与欧洲发达国家关键技术，以及“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通过相互扩大开放，和资源整合利用，将有助于形成“一带一路”大联通的要素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依托经贸合作区、跨境产业集聚区、自由贸易区等，加快推动我国产业转移、国际产能合作，促使“一带一路”更多国家融入全球供应链网络体系，实现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因此，从长远来看，中美贸易战将推动中国产业在全球布局的速度，重构“一带一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
4.加快同其他经济体双边、诸边自由贸易协定。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外部需求主要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如今随着新兴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网络的演变，价值链正在重新配置。麦肯锡估计，到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耗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制成品（中间制成品、资本品），其中包括汽车、建筑产品和机械等产品。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中国对经合组织（OECD）发达经济体俱乐部以外国家的出口份额从43％上升到了48%。
因此，在升级已有各类FTA基础上，应加快推动RCEP、中日韩自贸区协定、中欧BIT谈判尽早达成，并启动中欧FTA可行性研究，加快打造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框架，加快推进WTO现代化改革，参与推动国际贸易和多边新秩序的建立，为中国未来赢得有利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