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结构：平衡负债与权益
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即在资产的盈利能力和变现能力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体现为资产负债表的“左侧”，也就是“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是在不考虑企业资金来源的前提下进行的，但运营企业可不像玩三国杀游戏一样可以“无中生有”，所以说，资产负债表定还有“右侧”，它的右侧代表着企业的资源“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资产负债表的“右侧”都是企业—这样一个主体，拥有独立的“人格”，独立于股东—所拥有的“资本”，而左侧则是资本所雇用的人和物。
简单来说，企业的资本来源于两种类型：一种是负债，企业有还本付息的义务；另一种是权益，企业并不需要强制支付“运行”成本，更不需要返还本金。很多聪明的人一下子就看到了关键，既然权益不需要像负债样还本付息，那为什么还有企业要去负债？
负债有两个好处。
其一是税盾效应，这是指债务的利息在税前支付，从而形成了计税的抵扣。如果把企业所得税看成是一把砍向企业的“大刀”，债务的利息就好像是盾牌一样，稍微可以抵挡一下这把锋利的大刀。举个例子，假如企业所得税率是25%，债务的利率是10%，企业一年向债权人支付100元利息，这部分利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是可以扣除的，也就是说债务的税后利率是它的实际成本的7.5%；而如果是向股东支付股利，则没有这样的抵扣作用。
其二是不影响控制权。这对于控股股东来说很重要，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2005年8月，雅虎以10亿美元加上雅虎中国的全部资产获得阿里巴巴集团39%的股权。此外，软银持有阿里巴巴集团29.3%的股权，马云及其团队持有31.7%的股权，鉴于软银仅仅是打酱油的财务投资者角色，雅虎和马云在阿里巴巴集团的关系就显得很微妙。在2010年10月之前，由于条款确定雅虎只持有35%的投票权并只在董事会中委派一名董事，而马云的投票权则有35.7%并且可以委派两名董事，也就是说，马云拥有阿里巴巴集团的动态控制权。但在2010年10月之后，形势逆转。雅虎的投票权恢复为39%并可在董事会中委派两名董事，而马云的投票权则降低为31.7%，委派的董事依然为两名。雅虎从此与马云平起平坐，马云失去了控制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于马云这样的人来说，恐怕对当年10亿美元卖掉控股权心有不甘，假如当时是以负债的形式融资10亿美元，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许多故事。
实际上，对于一个有“良心”的企业来说，它需要支付的权益成本（包括筹集费用和股利）应该高过债务的总体成本（包括筹集费用和稅后利息），不然就没有人愿意当股东。但是对于A股来说，因为没有强制性的分红机制，即使不分也没有太高的惩罚成本，于是分红就成了美好的想象，权益成本就少掉了一大块。
因此，资本的来源需要在负债和权益之间进行权衡，这就是资本结构问题，也就是负债和权益的比例问题。
怎样才是最好的资本结构呢？判断的标准很多，比如资本结构能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资本结构有弹性，但这些标准很难定量分析。根据“简单就是最好”的奧卡姆剃刀原则，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判断标准：资本成本最低法。我们无法判断它能创造多少价值，那就先判断它是否只耗费了最低的成本——这也是会计准则上谨慎性原则的一种运用。
因此，我们必须用到一个简单的公式：
资本成本=债务成本×（1一税率）×债务比例+权益成本×权益比例
债务成本即等于该债务的预期收益率，也可以直接用该债务对应的融资费用、利息费用和本金进行简单计算。比如说，企业借入一年期银行贷款1000万元，前期贷款费用加利息费用一共支出了75万元，那么它的借款成本就是7.5%。权益成本则一般用CAPM模型来计算（CAPM，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即某股票的市场预期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β×（市场预期收益率一无风险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一般用国债利率替代，β值和市场预期收益率可通过数据估算或商业机构购买。
计算了资本成本之后，我们如何判断最低？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有两种替代性的方法：一种是跟资产收益率进行比较，如果资本成本高于资产收益率，那说明企业浪费了资本，用得越多浪费得越多，还不如存银行；另一种则是进行同业比较，同一个行业，有大概相同的生存环境，如果资本成本显著高于同业，则说明管理层没有致力于节约成本。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如果开源节流一个都没做到的话，这样的管理层都可以歇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