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消息 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今日发文称，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任泽平称，中国货币当局表态“不急转弯”，事实上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支撑货币金融政策的明显收紧，更多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结构性信用政策调整，即在收紧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基建、“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全球货币超发：主要是资产通胀
在任泽平看来，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
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美国1980-2014年，前1％的人口拥有的总收入从10.7％大幅上升到20.2％，拥有的总财富从22.5％大幅上升到38.6％。中国2000-2015年，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47.75％迅速攀升至67.41％。
资产价格会否纳入CPI？
针对CPI指标是否应该纳入资产价格变动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1月15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这还是属于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前沿课题。国际上主要的经济体还没有将具体某类资产价格变动直接纳入CPI指标的做法。
他表示，央行也一直在密切关注重要领域的资产价格，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来防范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带来的宏观金融风险，以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此前，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的文章《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也曾引起关注。周小川在文章中指出，传统的通胀度量面临不足和挑战，货币政策肯定应考虑通胀指标背后的体验，并认为资产价格需要纳入通胀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