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属于“没有经济热度的价格暴涨”，情况非同一般。尤其在美国对中国经济极限打压、极限破坏的背景之下，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大鳄恶炒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中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从经济理论和实际出发，本轮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对中国经济危害严重：轻则“绞杀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则“引发中国经济滞胀——经济萧条与物价上涨并存”；重则“把中国经济拖入‘债务通缩’陷阱。
所谓“债务通缩”是指：债务不断违约与市场通货紧缩之间的恶性循环。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1933年提出著名论断，他认为导致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关键原因就是“债务通缩”。
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最近了解的情况看，包括中国中车的部分产品在内，一大批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广东）已经发布公告，大致是：因上游原材料价格暴涨大幅提升企业生产成本，且成本无法向下游传导，迫于无法承担亏损的结果，企业被迫停产。
需要清醒：中国制造业企业负债率普遍较高、期限较短，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制造业企业困境，而是被美联储“通胀暂时论”误导，以等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方式去消极应对，那很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债务“群发式暴雷”，火着大了恐怕想救都来不及，其后果必然是“债务通缩”。
鉴于情况紧急，也鉴于上述“轻、中、重三种情况”均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所以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尽早采取有效、有力的措施，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遵从的前提
第一，当前的市况属于人为操纵下的“市场失灵”，尤其对中国而言，美国可以极限破坏中国科技产业，为什么不能极限绞杀我们的制造业企业？所以，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要增强“战时意识”，辨识美国虚虚实实的舆论误导，看破华尔街恶炒大宗商品价格很可能把中国经济导入“债务通缩”——重大金融危机的威胁，中国必须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
第二，鉴于国际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和结算，这决定了国际大宗商品、尤其是期货价格从来都被华尔街控制，这实际也是美元霸权的核心。当世界尚无法彻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铲除美元霸权之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国家几乎无法摆脱“价格被动接受者的地位”。
第三，在对抗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过程中，中国不能被“传统货币理论”束缚，并始终坚持把增强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人民福祉作为根本目标，而不是机械地、教条地追求货币稳定或物价稳定。同时也必须明确，不允许对抗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短期措施，给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相反，短期措施必须契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战略。
第四， 中国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为首的经济发展道路，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应是改变道路的理由，因为发展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才是可持续创造财富、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福祉的根本之路。
第五，中国债务杠杆率已经很高，而且多年的金融短期化趋势已使中国金融流动性空前脆弱，金融安全、经济安全边际过薄，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弱化。所以，如果能借助“不得不采用的非常规政策措施”的时机，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有效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必将从根本上释放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潜力。
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背后的美国企图
提出建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财政和货币当局并不担心美国通胀、美元贬值，并依然坚持“双扩张”政策？如果站在“中美经济战”的角度，那我们应当看清这样一条逻辑链：美国内部通胀实际意味着美元对外贬值，而美元贬值则是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重要手段；如果中国此时应对失误，导致制造业企业大量停工停产、甚至因债务违约而大量破产倒闭，那中国经济必被拖入“债务通缩”的陷阱。结论：美国放任通胀的目的，很可能是以自身通胀为代价，引爆中国债务危机，使之掉进“债务通缩”的陷阱。
随之而来的两大可能是：（一）美国因一般消费品进口供给不足而物价高涨，但它可以借此促使大量资本在美国本土投资，分割中国制造业优势，并实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二）在开放条件下，大量身披各色马甲的美国资本大肆收购“因伤而贱”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并借此实现美国对全球制造业的“再控制”，而使中国变成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可以肯定，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发生，那都将意味着美国完胜“中美经济战”。（一）通过对“世界最完整工业体系”的控制，同时结合美国技术，从而产生巨大的资本价值，以此消除2008年以来美国形成债务泡沫、货币泡沫和股市泡沫；（二）彻底完成、至少大大巩固了美元霸权对全球经济的控制。
以上判断并非现实，也未必正确，但我们中国经济界必须深刻认知“中美经济战”的极致性和残酷性，抛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与苟且，这样我们才可能找到顶住、破解并最终战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带给中国的困境。
具体政策建议
第一，应当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给中国带来的“输入性物价上涨”，中国央行万万不可紧缩货币，反而需要相对放宽货币，否则后果严重。首先，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使企业购买原材料所需贷款增加，如果信贷供给不足，必将在企业层面发生“实质性通缩”；其次，如果央行为控制通胀预期而进一步收紧货币，那中国企业必将承受“双重通缩压力”。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央行最容易出现的政策失误，但我们绝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否则企业存量债务难免“群发性暴雷”，而将中国经济拖入“债务通缩”陷阱。
第二，保住中国制造业的唯一方法是：允许制造业企业将上游成本向下游商品传导，保住利润、保住员工，否则企业就会“憋死”。但是，要传导必须确保下游和终端商品具有充足购买力。按此基本经济逻辑，货币政策唯一合理之选是：投放货币，允许居民收入与物价在一段时间、一定程度之内“循环上涨”。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传统货币理论”最忌讳的“通胀循环”方式，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一）既然基于美元霸权的、华尔街控制大宗商品价格的现实无法改变，那我们就必须帮助制造业企业“活下去”；（二）必须以此方式保持经济活跃，避免发生“滞胀”，而一旦经济发生“滞胀”，货币政策则更加左右为难；（三）必须以此方式避免更为重大的经济灾难——债务通缩。
重要提示：（一）2021年4月27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强制将联邦合同工的最低小时工资从10.95美元提高到15美元，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正在寻求“收入与物价循环上涨”的政策？（二）美国一旦实施“收入与物价循环上涨”政策，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未来的下跌空间势必被相应压缩，或者说“物价上去了就下不来”，所以中国不能侥幸期待大宗商品价格自然回落。（三）中国实施“收入与物价循环上涨”政策会对中国经济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未来原材料价格下跌，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是好事——利润增加将弱化企业用工的成本压力；对收入已经提高的工薪阶层也是好事，其意味着生活水平会相对提高。
第三，为避免“大水漫灌”式的货币宽松，央行可在维系基准利率不变的情况下，积极向市场投放5年、10年、甚至更长期的基础货币，至少按1:1比例“收短放长”，以“基础货币资本化或财政赤字资本化”的思路扩张国家资本，引导市场大幅拉长企业、政府债务期限，有效缓解当期债务流动性风险；同时，用时间换空间，为企业、为政府降低债务杠杆率提供必要的时间。
第四，坚定实施金融供给结构改革，依据中国的经济结构，构建“以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金融为主，债务金融为辅”——符合实业经济需求的金融结构，同时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毫无疑问：（一）上述货币政策方式不仅保持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良好预期，且保持了中国股市良性预期；（二）上述货币政策方式将充分引导中国“金融长期化”进程，它同时属于“积极股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上述货币政策方式可以强化制造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平衡债务的能力，确保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所必须的股权资本动力十足，并不被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打断；（四）上述货币政策方式必将大幅增加长期资金供给，压低长端利率，加上股票市场活跃度提高，至少可以强化市场对“企业融资成本走低、利润走高”的预期。
第五，在采用上述货币政策之下，坚决实施各种结构性政策，包括税收、金融、行政等一切可行手段抑制房价，确保房价稳定，由此可以达成一种良性政策效果：通过提高居民收入相对降低住房价格。同时，由于企业活力增强，名义利润的上升，从而相对降低企业地租成本压力。
第六，针对中小微制造业企业在特殊时期的信贷需求，央行应加大“直贷”力度，尤其是针对产业链、供应链上的重要小微企业。
第七，对美国等“恶意攻击中国”的国家绝不能文质彬彬、心慈手软，必须在其尚且无法摆脱对华一般消费品进口依赖的情况下，对之还以颜色。较为有效的方法是：有针对性地实施“一般消费品浮动出口关税政策”（以下简称“浮税政策”）。理由：拜美大幅提高对华进口关税所迫，我们采用“浮税政策”仅仅希望尽快平衡中美贸易。
政策作用：（一）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后果返送给美国，干扰美国经济复苏和CPI预期，干扰美联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同时，中国可借此要求美国经济当局抑制华尔街恶炒行为，这不只为中国，更是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二），该政策可避免人民币大幅波动，放开中国货币政策手脚，使其更多依据国内经济需求开展操作，这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三）用税率提高取代汇率升值，可避免出口企业价格压力过大；（四）鉴于政策有的放矢，故不影响中国和友好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五）鉴于“浮税政策”下税率可升可降，所以对试图投机、抢夺中国出口市场的国家构成威慑，使之不敢大肆扩产。
必要注解：实施“浮税政策”并非税制，具有灵活调整、变动的空间，从而强化美国市场对CPI预期的不确定性；实施“浮税政策”未必立即拉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保持“零浮动”，而使之变成达摩克利斯剑；日后必须拉升关税，政府可将税收收益用于“中小微制造业企业直贷贴息”，降低其信贷成本。
第八，发改委、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需要立即采取坚决措施，全力制止国内原材料囤积居奇行为。尤其是从事资源品、原材料生产的国企、央企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正处空前的“经济战时状态”，在此特殊时期，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下游制造业企业视为唇亡齿寒的命运共同体，以“适度让利方式”向下游企业“敞开现货供给”，而不许以任何借口惜售、囤积。在此过程中，银监会应当要求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同样体现责任担当，拒绝向企业提供囤货贷款，大幅提高超产能、超订单采购原材料的贷款利率，并同时向有关方面通报。
第九，在国储和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督下，扩大国内期货市场现货交割库功能，开设规范的“大宗商品现货、限价拍卖市场”，所谓限价是指：拍卖现价不得高于当日期价。鉴于中国制造业对工业原材料的现货需求量巨大，所以我们必须刻意强化现货市场供求秩序，并对国际期价构成“反作用力”，从而减低华尔街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操控能力。未来，中国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制造业国家联盟”，强化现货价格影响力，促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归真实市场供求。这样的做法，势必强化中国经济地位，以展示经济大国、制造业大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
第十，为配合建立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新秩序”，中国应当考虑利用外交部驻外经济参赞，收集所有“驻在国官方公开发布的商品供求数据”信息，尤其是石油等重要原材料的供求数据，并以此构成中国“全球经济数据”发布机制。这不仅是构建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需要，同时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求。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法可有效打破华尔街研究报告“独控”大宗商品市场预期的格局。
第十一，鉴于中国经济“以实业、制造业为本”的发展战略，建议在国家发改委之下构建“中国企业国际原材料集采协会”，汇总中国企业大宗重要原材料采购数量信息，并以需求优势统一对境外供应商实施价格招标，借助国家智慧对抗国际市场“垄断竞争”，压低中国原材料购买价格。这样做：首先可以帮助中国制造业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宽阔、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渠道；其次可以强化现货需求方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这也是以现货价格对抗期货价格的手段；其三，通过国家对境外市场的选择权，支持国家对外交往的主动权。
第十二，保住企业活力就是保住税源。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需要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让利于农民，减小化肥、农药等工业品物价上涨对农业产生、农民生活构成的冲击；同时，政府需要适当提高社会最低生活保障。
以上12条政策措施已经尽量综合考虑，但还需要各有关方面从各自角度出谋划策，共担克服国家危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历史重任。坚信，只要中国人民协力同心，破除条条框框的束缚，面对新情况、创建新手段，我们必将赢得未来。从金融角度看，现在的关键在于：大胆破除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依据中国经济的战略目标重构货币政策方式，并以此为契机，全力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更加契合中国经济结构的需要，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恰恰是以改革为手段，破解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全面绞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