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眼前水池里活蹦乱跳的金鱼，记者很难相信它们是被养在经过处理的工业废水里，而且还是一家贴着污染企业标签的铅蓄电池生产厂家。
这里，是号称“中国电池之都”的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传统污染企业较为集中。而离当地不远，在同属湖州市的浙江德清，2011年还发生过血铅超标事件。
近年来，随着环保监督力度的不断强化，一些地方的企业明显感觉不适应，类似“环保拖累经济”的抱怨声也日渐增多。
不可否认，近年来在铁腕治污背景下，为了实现环保达标，企业可能不得不加大环保投入，部分环保达标无望的企业在严厉的环保督查之下被强制关闭。但环保措施是否真的就像传闻中那样影响了地方经济？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
针对上述问题，11月19日至22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长兴县为样本展开了调查，并惊奇地发现在经历两次环保大整治之后，当地电池行业企业数量减少超过90%，然而行业产值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13年间增加了超过13倍。
环境治理出重手 175家企业整治仅剩16家
11月，长兴县秋雨多发，阴冷的天气占主导，出门带把伞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习惯。但在长兴工作、生活十余年的蒋生(化名)却非常喜欢这样的天气，他喜欢闻雨后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青草香气。
蒋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自己虽然是北方人，但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长兴环境好，很适合居住，也被称为上海的“后花园”，不少退休的上海市民都来到这里买房、定居。“长兴到上海的高铁马上要通车了，会有更多的上海人来这边生活、旅游的。”
记者试探性地问道：长兴的电池生产企业很多，有“中国电池产业之都”的称号，2011年，同属湖州市的德清县曾因电池企业违规生产引发当地居民血铅超标事件。“这边这么多电池企业，你们生活在这里不感到担心吗？”
对于记者的提问，蒋生并未感到吃惊，他笑着说，以前电池企业很多，后来关停了不少，现在留下来的都是大企业，这么多年没听说有问题。“现在环保管得这么严，应该也不敢有问题。”
位列全国百强县的长兴经济结构仍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电池、纺织、机电成为当地三大支柱产业。其中，电动助力车用动力电池、家纺面料分别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70%、30%左右。
长兴县政府部门一位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历史上长兴的产业结构以“两高”(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居多，属于先天不足，但近来长兴的环境和十几年前有天壤之别，“长兴的环境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铅蓄电池无疑是长兴的明星行业，2010年前后全国多地曝出“血铅事件”，曾将铅蓄电池行业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虽然已过去多年，但长兴如此高调地发展铅蓄电池行业，也不由得会让一些人对当地的环境状况感到担忧。
对此，前述长兴县政府部门负责人说，长兴从最初的“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到后来的“全国重金属污染防控区”，再到如今成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示范区”，长兴在铅蓄电池产业转型升级上已实现“华丽转身”。
据了解，2005年前，长兴拥有铅蓄电池厂家达175个，年排放的铅污染物高达10余吨。而到2005年长兴第一次铅蓄电池行业整治之后，相关企业数量从175家减少到了61家，企业技术装备由手工操作转向机械设备，且都配备治污装备。2011年，长兴又进行了第二次铅蓄电池行业整治，61家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再次减少到30家。
长兴县环保局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实际在产的铅蓄电池企业只有16家，都是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而现在每年的污染物排放量也减少了90%以上。如果不对“低、小、散”企业进行整治，也不利于有实力的企业做大做强。但是，关停企业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而是采取专项整治倒逼转型升级的方式。
监管部门谈环保阻力曾有企业摸黑偷偷生产
“当时(2005年前)长兴县里有175家铅蓄电池企业，另外还有20多家是没有执照在家里干，对环境影响的隐患是很大的。”长兴一位铅蓄电池行业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随处可见一些家庭作坊式的电池生产企业。
如今走在长兴，那种随处可见的铅蓄电池企业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进入园区集中管理，没有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盛况”之后，长兴的经济会不会因此“受伤”？
长兴县政府给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转型升级前的2004年，长兴铅蓄电池企业数17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家，总产值17.31亿元，税收7500万元；转型升级后的2017年，长兴铅蓄电池企业16家，全部是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246.32亿元，税收7.8亿元。2017年与2004年相比，产值增加超过13倍，税收增长超过9倍。
很显然，铅蓄电池行业的两次整改不仅没有让当地这一支柱产业走下坡路，反而让行业进一步壮大，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虽然推进环保工作也曾带来阵痛，但环保倒逼产业升级给地方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带来了甜头。
2011年，长兴推进第二次铅蓄电池行业整治，于鑫(化名)当时正是长兴县下属一个镇上的环保所所长，所管辖区域内的9家铅蓄电池企业须进行原地提升改造，在此之前应先停产，待改造完成并验收合格后才能继续生产。
于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忆说：“当时蓄电池行业的行情非常好，生产一个蓄电池可以赚十几块钱，我印象非常深刻，基层环保所只有4人，我们当时通宵达旦在企业守着，有的企业偷偷摸摸生产，摸着黑生产，为了躲避检查有些企业连灯都不开就在生产。”
除了环保部门外，主要职责是推动地方产业发展的经信部门对环境保护同样有着深刻的认知。
长兴县经信委一位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自己在经信委主要从事行业转型升级工作，与环保部门一起工作、交涉非常多，目前工作量中有50%左右与环保相关。这位负责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与环保并不矛盾，以前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做的工作正是在补短板。“要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来做。我们一直很重视环保。长兴整个经济结构里面传统行业占比较高，铅蓄电池也是传统行业，我们一直保持着在发展中加强监管的理念。”该经信委负责人说。
企业吐环保心声环保优势倒逼出巨大商机
“欢迎乘坐‘天能电池号’列车。”从北京出发，乘坐以“天能”冠名的高铁，只要6个小时就能到达这家电池企业所在的长兴县。
谁能想到，排名中国电池行业百强企业第一位的天能集团成立之初只是一个村集体企业，如今其旗下的天能动力已在港股主板上市。事实上，正是在长兴县两次铅蓄电池行业整治过程中，天能集团得以脱颖而出，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走进天能集团循环经济产业园，能看到一排排整齐的厂房，园内闻不到任何生产中产生的异味，也看不到排放出来的污水。每一个厂房内的生产线上，都只有零星几个员工，大部分生产工作均由智能机器替代。
天能集团一位工作人员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产业园区所有的污水都进行了纳管排放，其中85%以上的废水进行了回收再利用。这不仅能解决污染排放的问题，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比如一吨水价需要3元多，再加上每吨3.65元的排污费，使用成本就达到7元左右，通过回收再利用，能够有效降低这部分成本支出。而为了上马这套环保设施，集团投入了近一亿元。
对于天能集团来说，环保有着不寻常的意义。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天任介绍，刚进公司时，处理酸水、废水就简单地挖两个坑，用石灰中和一下，然后通过向地下渗透的方式排放。到2005年长兴首次进行铅蓄电池行业整治时，企业迎来了转型的关键期。
据张天任回忆，2005年，厂里淘汰了一批装备，如此一来股东的利益自然会受到一定影响。“连续两年，我们花了一亿多元对企业进行整治。”当时天能还收购了一家铅蓄电池合资企业，这家企业此前没有任何环保设施，污水就往厂区围墙外直接排放，环保问题严重，收购后被迫将这家企业关掉，虽然县里面补贴了1000多万元，但天能的损失也超过1000万元。
但是，大笔的环保投入和关闭企业所承受的损失，现在看来还是值得的。张天任说：“这一路走过来，到今天来看，路是走对了，要不然就没有今天。不淘汰落后装备，更新技术，不可能走到今天。”
天能集团上述工作人员称，天能已经享受到环保红利，环保监管趋严之后，天能产品的销路更好了。
无独有偶，长兴县另一巨头超威集团也是通过兼并重组、环保提升等方式，快速实现了规模化发展，并跻身中国电池行业一线之列。
记者在超威集团郎山分公司采访看到，铅蓄电池的生产车间采取封闭式管理，进入车间的工作人员需要戴上专门的口罩，企业对铅烟铅尘等进行多重处理。同时，厂区还建有一套完整的污水处理、回收设施，对于废水进行深度处理并回收利用，目前回收利用率超过80%。
超威集团总裁杨新新介绍，在2005年和2011年长兴两次进行铅蓄电池行业整治的过程中，超威恰恰都实现了腾飞。通过对行业的整治，超威看到了环保带来的商机。
杨新新说，超威兼并重组了多家企业，同时投入大量资金对收购的企业进行环保提升改造，对此集团内部争议较大，因为环保改造消耗的资金量非常大。但另一方面这两次整治也带来了发展的契机，超威光在长兴县就收购、兼并了十多家铅蓄电池企业，虽然花费了十几亿元，也潜藏着一定风险，但超威正是借力在环保方面的优势，通过兼并重组实现了企业的快速壮大。
“黑色”企业转绿行业标杆用处理后的废水养鱼
对于很多关心环保的人来说，谈到铅蓄电池企业的第一反应就是“高污染”。
2009年至2011年间，“血铅事件”成为社会上最受关注的环保事件之一，其中多起事件的污染源头直指电池生产企业。
2011年3月，浙江海久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久公司)职工及附近村民在自发体检中陆续发现血铅超标。截至当年5月15日，共检测出332名职工和农民血铅超标。调查认定，这是一起海久公司违法违规生产、职工卫生防护措施不当引起的血铅污染事件。
湖州市一位政府官员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当时海久公司已经提出申请上市，如果不是出了污染事件，它可能会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很显然，环境治理不仅仅涉及企业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社会安全。正是吸取了“血铅事件”的教训，2011年长兴再次对铅蓄电池行业进行整治，并对环境治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长兴县政府要求，所有铅蓄电池企业布袋或水喷淋除尘器改为滤筒+高效过滤除尘器，改造后的铅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稳定在0.2毫克/立方米以下(国家标准是0.7毫克/立方米)；所有铅蓄电池企业污水处理设施完成自动化改造，全部升级为超滤+反渗透膜法深度处理设备，改造升级后的出水总铅排放浓度稳定在0.2毫克/升(国家标准是1.0毫克/升)以下，中水回收利用率由原来的40%提升至70%以上。
记者在天能、超威等企业进行采访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多数企业都会把经过深度处理之后的废水排放到一个水池或者水缸，并在里面养一些金鱼。
杨新新告诉记者，在自来水质监测的各种手段里，有一种是采取养鱼的方式。“我就在排放的污水里面养鱼。”
超威集团一名工作人员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经过深度处理后的工业水能够达到城市二级用水标准，这些水可以用来浇花和养鱼等。金鱼对水质的要求比较高，通过观察金鱼的状态就能够较好地判断污水处理是否达到要求。
据了解，金鱼对水中的PH值、离子含量、溶氧以及水温等都有较高的要求，一旦部分指标发生变化，就可能会引起金鱼中毒甚至死亡。
超威集团这名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下一步企业还将进一步提高对环保的要求，计划用深度处理之后的水养虾，因为虾对水质的要求更高。
环保与经济不是“相恶相杀”还可以“相亲相爱”
2018年9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正式公布，其中对污染企业限停产的要求是：实行差别化错峰生产，严禁采取“一刀切”方式。对行业污染排放绩效水平明显好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环保标杆企业，可不予限产。
与上一年出台的行动方案目标相比，由于对企业限停产的要求采取了明显的差别化对待措施，一时间，为保障经济发展而放松环境保护的评论声音扑面而来。
而到了今年11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连续遭遇多起较为严重的雾霾天气，相对于去年同期，一些地区的PM2.5月均浓度出现了较明显的上升。
由此一来，“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大，环保放松导致了雾霾加重”“必须要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才能解决雾霾污染”等对立面的议论也越来越多。
那么，加强环保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难道就真的只能是顾此失彼而做不到两全其美吗？
答案当然不是这样！其中最核心的逻辑在于是要看到环保重拳监督的严监管之下，表面上看似损失了一小部分地方的GDP，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关停一些作坊式的小企业，却为有能力上马环保设备、代表较高技术水平的先进产能腾出了市场空间，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叠加环保效益，远远不是在落后产能条件下的产出所能比拟的。
自从2015年被称为“长牙齿”的新环保法实施以来，一些抱有侥幸心理的人认为，从“过松”到“过紧”肯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事情并不会如此简单——当年下半年，很多人就真切地感受到了环保动真格——环保督查工作正式推动，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强化督查出动人数达到5600人，2018年更是将强化督查人数推高到1.8万人次。
更为关键的是，2016年启动了更高规格的中央环保督察，2017年完成31个省市区全覆盖，2018年启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2019年计划开展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
一位地方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很多企业污染问题非常大，就是靠牺牲环保来赚钱的，如果让这些企业上马环保设施做到达标排放，多数企业都难以承受，因此在了解相关投入后，很多都放弃环保整改而选择关闭。而在以前，相当一部分企业表面关闭了，背地里还会偷偷生产。现在环保督查如此严厉，根本不可能会给企业偷偷生产的空间，所以一些人就有怨言。
对此，环境部一位官员也介绍，每次社会上出现环保影响经济的声音之后，就会做一些针对性的舆情分析，发出这些声音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污染大户，或者环保不过关被要求整改的企业。
很多地方政府人员都曾介绍，这些因环保不过关被要求关停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不仅难以给地方带来税收，吸纳就业的能力也比较有限。关停这些企业之后，反而会给市场留出空间，给市场上重视环保的企业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企业效益更好，地方经济发展也更好。
以山东济宁市为例，2017年底，记者在济宁市调查时了解到，2017年1~11月份，济宁市PM2.5平均浓度为52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8.8%；空气环境质量、改善幅度均居京津冀“2+26”通道城市前列。而当年前三季度，济宁市规模以上企业营收增长14%、利润增长41.4%、利税增长34.7%，均为近10年最高增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谈到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指出：“绿色发展既在做减法，也在做加法和乘法。所谓减法一般讲是要把经济活动中的污染物去掉，但绿色的消费、生产、流通、融资、创新等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加法和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