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份以后的大盘跌宕起伏，在1100点上方反复拉锯。
当时,因为我名下已注册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可以以机构名义操作，当时万国的营业部都可以为我们配资金，于是每天买进卖出忙得不亦乐乎。(过去证券营业部在行情好时多为客户融资透支，许多人因资金放大而暴富，更多的人则因此倾家荡产，后来这一做法被管理层严禁).
由于我们的到来，万国证券的这家营业部人气也在不断地上升，交易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而我第一次做股市评论也是在这家营业部开始的。
1993年上半年的行情使我的个人资产也在呈几何级数上升，当时手上可以动用的资金己经达到了千万元的数量级。于是经人介绍，又有一位名噪一时的股评家阚二毛博士来与我合作。
1993年6月以后的上证指数基本上在777点到1O50点左右箱体中上下运行，股民也是输多赢少，舆论都把此归罪于扩容太快。但到了1993年9—10月间，中国股市爆发了第一件收购事件——宝延风波，我成了这次风波中合规合法的最大受益者。
1993年4月以后的股市下调，深市的下跌幅度比上海深得多，可能因为深市历来有高比例融资的传统。此后的几个月达60％以上的跌幅，深市的不少机构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总想在股市上鼓捣出什么动静来，于是他们瞄准了上海的“三无板块”(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发起人股)，因为该板块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流通，因此，容易在二级市场上收集筹码从而成为控股大股东。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当时排名在沪市第一位 (600601 行情,资料,咨询,更多)的延中实业(现为方正科技)。
从1993年9月中旬开始，延中实业从7～8元开始在下跌市道上连续逆市翻红，引起了市场注意，有几次在股市沙龙上有股民探问：“听说有大机构准备炒延中，已经在收集筹码了，是真的吗？”
按照习惯思维，当时都以为大量收集筹码不过是为了炒作罢了。我尽管从境内外的报刊上已看到“收购上市公司可带来的个股火爆行情”的案例，但也没有意识到这么快就会在自己身边的市场发生，因此也没有当回事。直到9月3O日中午收盘，当时我与“阚二毛博士”在延安西路的赛格证券营业部，看到深圳宝安发布公告，已持有延中实业流通在外约5％的股份。这时我的心怦然一动，“狼”真的来了。
下午开市恢复交易，我即从13.4元的价格5万股、10万股一路追打，当天的最高价19.99元即是我“盖帽”打进的，打进后即一路下滑，当天在15.68元收盘，一共打了几十万股，平均大约套住1元左右。但是我根据成交量判断，前期庄家收集的筹码根本不可能在这天下午出货，因此我胸有成竹：“赶紧补仓，至少可以看25元”。“阚二毛博士”在一旁也关切地说：“D博士，你胆子也太大了，到底有没有把握？”我笑笑说：“你慢慢看吧。”
国庆以后，延中的股价在16.60元至17元一线盘了两天，但抛出的股票好像被无底洞吸干了，而水位却在不断地慢慢上升。两天后股价已经上升至19元一线了。这时，各种传媒对宝安收购是否合法、规范辩论得如火如荼。延中公司尽管被这当头一棒击得晕头转向，但也不甘示弱，在呼吁保护“弱者”的同时据说高价从香港聘请了一位“反收购专家”，准备以上级主管部门为依托，筹集巨资对宝安的收购进行狙击——反收购。愈演愈烈的场外战，使延中股价越抬越高，参与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阚二毛博士”看到股价下不去，不知什么时候也买了进来。但涨了几毛钱就开始分批出货了，并再三给我来电话：“D博士，你已经赚钱了，可以跑了。” 此君以后以“2毛里”(即赚O.2元就抛)著称，被深市的股评家讥为“菜篮子工程”。但我铁了心，除了将超比例透支部分平仓，以摊低成本，降低风险外，大部队全部锁定，不见25元以上不出货。
宝延之争越演越烈，反收购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节后第三天，股价已经轻松地越过20元大关，站到了21.98元。10月7日后，股价跳空高开后，以不可阻挡之势上冲，最高冲至42元以上，成交量也急骤放大。我从26元开始，每涨0.1元挂上2万股、3万股不等，冲至最高价也差不多全部抛出去了，这时距前市收盘也差不多了。各方打来的电话，都说赶快买进肯定要到80元以上。我从当天上午换手率达7O％以上来判断，庄家已经开始出货，好戏快要收场了。
果不其然，延中当天收于34.61元，第二天开盘冲不过40元就开始掉头向下，收在24.20元，不到一周就跌回到20元以下。
延中一役，我在沪市证券界圈内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了，我再三告诫自己，做人一定要低调，做事一定要勤快。但好动天性决定了我炒股乃至人生的经历是不会平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