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触经济学开始，大多数人的最大冲动就是将理论结合实际，但是大学的课堂和市面上的所有材料都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也尝试过很多学派的分析方法，它们的准确度很低，乱猜的成功率相差无几。也许他们举出了一大堆的理由甚至数据，但是事后的检验却总让人失望。我曾经希望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能够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却发觉貌似精密实则不中用。但是，寻找最佳经济先行指标的脚步不会停止，真正的学说是工具而非理论。
有三本书和两个学派让我看到了希望。三本书分别是：贡德的《白银资本)，登特的《下一个大泡泡》，埃利斯的《走在曲线之前》；而两个学派则是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从这些书中，我发觉他们存在一个寻找“关键性驱动因素”的思维，也就是说他们认定特定经济体中存在一个驱动因素，比如贡德认为拉丁美洲大量白银经过欧洲流入中国，后来又由于鸦片贸易而流出，流动性对经济的制约使得中央帝国盛衰起伏，他认定当时的关键驱动因索是货币。而登特对美国经济百年周期的看法是认为人口和技术周期引发了美国经济的起落，他认定这段时间内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人口和技术。埃利斯则认为消费支出是美国经济的发动机，因为消费占据了美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统计的方法来验证这种先行性，更进一步提出了经济体关键驱动因素的概念，并且将经济学的运用脱离了高度计量和高度定性的两个极端，我从他那里看到了弗里德曼，也就是芝加哥学派的风格，最为突出的就是利用历史和数据进行验证，而这种验证是简明直接而富有成效和实践价值的。
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都传承自亚当·斯密。但是他们的思想却被看做极端对立的，因为奥地利学派相信的是自由和市场的价值，而马克思主义学派似乎是背离这些价值的，是否如此，我们不敢乱言，然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追求人的自由，剔除人的异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供给出发而不是从需求出发，从生产力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关系出发，从动态机制出发而不是从静态均衡出发，从生产周期和经济流程出发而不是从最终的产品出发。凯恩斯理论下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并不能很好地解读经济进而预测经济，同时货币主义理论体系下建立起来的货币统计口径对于很多现实的处理和预测也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缺乏数据统计的思想和良好的具体模型；二是没有遵循变化的传统，固守最初的部分认识。
假如我们要找到中国经济的先行指标，就要找到中国经济的关键驱动因素。1990年前，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的关键驱动因素，而现在出口则是驱动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
标准渣打银行中国区经济专家王志浩说：“银行经济学家长期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找到先行指标。”很少有中国问题专家在试图预测大陆经济走势时会关注化肥问题。他们可能遗漏了这个问题。当经济贸易与合作组织制定一个指数来预测中国大陆经济变化时，化肥是这个国际机构使用的6项统计数字之一。这里5个先行指标可以使你对未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化肥产量：与用于生产的许多原材料一样，从化肥中可以看出农民对经济走势的看法。经济贸易与合作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大约25年时间里，化肥产量在反映工业周期变化方面有着几近完美的记录。
台湾出口订单：雷曼兄弟公司发现，台湾出口订单是预测大陆工业生产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因素。因为台湾企业接到国外买主的订单后，下一步往往会联络其设在海峡对岸的工厂。
集装箱运输量增幅：通过测算经过大陆港口和河流的货物流量，集装箱运输量增幅从严格意义上说可以跟踪经济增长的速度。生产激增，进厂原料和出厂成品的运输量也会相应增长。
摩天大楼高度：德意志银行房地产分析师发现，摩天大楼指数凸显出一个持续时间特别长的繁荣期，这个繁荣期使人们有机会设计、筹资和建造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而坏消息往往就离得不远了。
供应商交货时间：交货时间延迟表明供应商正遭遇因需求增长而导致的短缺。另外，交货快可能表明供应商的产量过剩。
从中不难发现，农业生产和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先行指标的影子，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透视镜解读类似上面这些筛选出来的“准先行指标”，然后建构模型，利用简单的统计方法进行历史检验和外推测试。我们的模型的大致思想是建立一个经济宏观运行的一般体系，然后凭借它来观察出特定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的关键驱动因素，进而利用数据进行检验，最后进行外推预测。整个工作在于拿出一套像样的中国先行指标，目前的着眼点还是农业经济和出口以及政府换届经济周期(投资)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还要加入人口和技术周期。当然，我们希塑建构的模型简单明了有效，而不是搞得像计量经济模型一样，又繁复又不中用。在发展针对某国的经济预测体系时，必须将埃利斯和普林格的三分法纳入进来，索罗斯的思维比较接近这点。
索罗斯非常擅长于把握一国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局势，这使得他在长达几十年的宏观对冲基金交易生涯中屡建奇功。宏观经济规律具休而言就是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对经济周期的深入研究使得索罗斯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宏观走势研判体系，以系统的眼光查看全球金融市场的动态运行，这是索罗斯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原因。
那么，索罗斯的宏观经济研判体系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其实，索罗斯的宏观研究体系是以三部门、三市场和六阶段建构起来的，一旦掌握了这些知识，你也能够采用索罗斯式的思维分析国际经济走势，并找出其中潜藏的投资机会。
所谓“三部门”，是指整个经济分为消费支出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和资本品生产部门。由于索罗斯早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时候受到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家的熏陶，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对所谓的“哈耶克三角”有所了解和自发的运用。哈耶克认为经济大致分为三个部门，分别为消费支出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和资本品生产部门，其中消费品支出部门的调整周期较短，而资本品生产部门的调整周期较长，消费品生产部门的调整居中，所以当消费品支出部门向下调整时，资本品消费部门不能及时向下调整，这就使得资本品生产过剩，从而加剧了经济的波动。而索罗斯比其更进一步，他认为繁荣期的信贷和信贷管理都非常宽松，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对前景过于乐观，这样就进一步导致了生产部门的过度投资，进而加剧了经济波动，而当金融市场处于调整前夜时，索罗斯钟爱的交易机会就大量出现了。总体而言，索罗斯认为三部门本身的调整周期存在差别，加上人的预期总是直线地受到此前情况的影响，这两个因素使得经济以剧烈波动的形式运动，而波动中自然有投资机会出现。
所谓“三市场”，是指信贷市场(债券和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索罗斯认为由于货币的供求变化，或者说信贷的供求波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两个要素之一，所以信贷市场的变化总是先于其他金融市场变化，而股票市场则与生产企业密切相关，所以在信货市场变化后资金流的变化会导致市场心理和企业绩效的变化，进而带来股票市场的变化。企业的绩效变化会导致企业管理者加大或者缩减生产规模，进而带来工业原料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股票市场的变化会导致商品期货市场的波动。“信贷市场一股票市场商品市场”这就是经济运行导致的金融市场热点变化。
所谓“六阶段”，则是在“三市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经济的运行存在六个依次出现的变动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都是由上述三个市场标注。在第一个经济运行阶段，信贷市场开始上升，具体而言就是债券的价格开始上扬，但是股票和商品市场却没有向上的走势。在该阶段，索罗斯认为最好的投资标的是债券。大致而言，应该将75%的资金配置在债券上，将15%的资金配置在股票上，然后将剩余10%的资金配置在高利率的货币上。
在第二个经济运行阶段，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开始走“牛”，债券和股票的价格都一路走高，但是商品市场却没有任何走“牛”的迹象。在该阶段，索罗斯认为最好的投资标的是股票。大致而言，应该将75%的资金配置在股票上，将20%的资金配置在债券上，而将剩下5%的资金配置在高息货币上。
在第三个经济运行的阶段，无论是信贷市场还是股票市场，以及商品期货市场都发力向上，三个市场的一起走“牛”代表了经济最具有活力的时候。在该阶段，索罗斯认为最好的投资标的仍旧是股票。大致而言，应该将75%的资金保留在股票市场上，而将15%的资金放在债券市场上，将5%的资金放到商品期货市场上，将5%的资金放到高息货币上。
在第四个经济运行阶段，债券市场开始走低，但是股票和商品市场仍旧处于上升趋势中。这时候经济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在该阶段，索罗斯认为最好的投资标的仍旧为股票，但是应该适当增加商品期货的份额。根据索罗斯的看法，在该阶段应该将70%的资金分配到股票市场上，将20%的资金分配到商品期货上，而将另外10%的资金分配到高息货币上。
在第五个经济运行阶段，股票市场也开始跟随债券市场走“熊”了，不过商品市场仍旧处于上升趋势中，这似乎是一个滞胀的阶段，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减速，但是物价水平却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根据索罗斯的看法，在经济运行的第五个阶段应该将资金首先转化为高息货币存款。大体而言，应该将45%的资金持有高息货币存款，将30%的资金投入股票市场，而将剩下的25%的资金放到商品期货市场。
在第六个经济运行阶段，无论是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还是商品期货市场，都开始进入熊市下跌。根据索罗斯的看法，在该阶段应该将大部分的资金投资于高息货币存款。具体而言，索罗斯建议投资者在经济运行的第六个阶段应将65%的资金投入高息货币存款，将20%的资金持有债券，将15%的资金用于股票投资。
索罗斯利用上述三项知识也就是“三部门”、“三市场”和“六阶段”理论来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然后在宏观经济转折出现临界点的时候迅速果断地介入操作，以最小的风险承担来获得最大的利润。
国内很多投资者基本上都以巴非特和索罗斯两人作为自已的偶像和楷模，但是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巴菲特的执著和理性，做到索罗斯的果断和全面。索罗斯的果断和全面基本上都是因为他脑海中始终以宏观大局变动为思考对象，以上述的三项知识作为思考的准则，以凯利公式作为投资的法度。极少有投资者能够做到如此的全面和果断，因为极少有投资者能够站在宏观全局的角度进行思考，极少有投资者能够以“三部门”、“三市场”和“六阶段”理论为基础进行思考，极少有投资者能够按照凯利公式对交易进行资金管理。
这里，请本书的读者反思下自已与索罗斯的信念、价值观和具体思维方法上的显著差异。你们是以确定性看待自己的交易方法，还是以概率性看待自己的交易方法；你们是全面和发展地思考分析经济走势和金融市场走势，还是片面和静止地思考分析经济走势和金融市场走势。
巴菲特是一个以长期和发展眼光看待金融市场的人，而索罗斯则是一个以全面和系统眼光看待金融市场的人。试问当今的投资者们能否做到巴菲特十分之一的长远眼光，能否做到索罗斯十分之一的全局眼光，“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要成为与索罗斯一样伟大的投资者就必须先成为一个索罗斯式的投资者，而要成为一个索罗斯式的投资者则必须首先具有索罗斯式的思维方式，本小节恰好有助于你走向索罗斯式的思维方式。将普林格的三市场理论加入埃利斯的三部门理论中，就得到了如图6-6所示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合起来会对外汇走势产生影响。
图6-6三部门理论叠加三市场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