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上的第一个高手,最早出没的地点是深圳。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传说在1988年的某一天,深圳证券交易所走进来一位穿戴平常的老人,大约70岁上下,个子不高,但眉宇间透露着一股非凡之气。
老人径直走向柜台,递上一张买单。那头的柜台小姐扫了单子一眼,很快就疑惑起来。单子上填的是深发展(全称为深圳发展银行),然而,深发展的交易现价是每股80元,这位老人居然填了120元。就算求之心切,提升一下价位,85元、90元也绝对足够。
老人仿佛看出了柜台小姐的疑惑,态度坚定、掷地有声地说:“就这个价,给我拿两万股。”
之后,老人就从深圳消失了。这个轰动性的传闻随即传遍整个深圳:“一个大户120元买了两万股深发展,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
第二天,深发展股价一开盘就暴涨。
1990年刚开春,就在深发展股票拆细前,当它的股价涨至180元时,那位神秘的老人又出现了。他这次是卖出了两万股,竟然挂的是比市价低22元的158元。
第二天,随着这位老人的传闻再次兴起,股价应声暴跌。
这位老人的两次操作被后来人称做“天下第一庄”,也是有据可查的沪深股市上的第一次“坐庄”。其实,在深发展股票发行时,老人早已将货吃足,算是打好了“底仓”,当股价到了80元时,他高价买入两万股,股票一下子放量,股价自然凶猛飘升。当股价攀上180元高点后,他又开始慢慢撤退,他卖出两万股的那天,正好全部清仓离场,算是满载而归。
好事者们纷纷打听,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并非等闲之辈,他的大名叫林乐耕,在民国时期曾当过“红马甲”—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1990年时,他已有68岁。
旧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叫做h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在1919年2月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而来的,至今仍可在汉口路(原名为三马路)一栋8层建筑脚下看到一块原址纪念石碑。很有意思的是,石碑上还刻着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名字,他当时做的是理事,排在他名字前面的常务理事尹韵笙正是林乐耕的舅舅。尹韵笙的身份给林乐耕进入证券业创造了条件。林乐耕16岁就从乡下来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做练习生,当时还是用毛笔写行情。成年之后的林乐耕成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017号经纪人。到20岁时,林乐耕攒了点钱,就自己开了间叫做“乐茂”的证券号,做期货对敲交易。
当年,林乐耕这些庄都在一个证券行里开户,租十几个写字间,装很多电话,光雇的人就有100多个。一个价格买进,一个价格卖出,做对敲,想把股票提高到什么价位就什么价位,兴风作浪呼风唤雨,每天可进账10根大条子。有时候,“红马甲”还要“抬轿子”。诸如一个老板想把一只股票从5元抬到6元,但一个人抬不起来,就给“红马甲”一点好处—一般就是将股票的现价先折算给“红马甲”一部分,让他们能先赚一点钱,以便一起拉抬。当年的林乐耕就是这样的老板。
林乐耕还亲历过金圆券泄密大案。1948年蒋介石为继续发动内战,决定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没想到国民党政府后院起火,上海《大公报》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的文章称早就有人提前获悉国家币制改革的核心机密。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受命亲临督阵,以上海237家金融股市交易所为突破口,兵分八路前往检查,俗称“打老虎”。
当时是190号经纪人的林乐耕就因查出有场外交易行为浮出水面。纪录显示,他在8月11日和12日两天,买进237号经纪人杜维屏的永纱股票1600万股。
警察迅速拘捕了林乐耕。此时,林乐耕一直是市场上的做多老手,正为政府公布币改方案后股票大跳水而不爽,被捕之后交代了他听到的一条市场传闻:有从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将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告诉了杜维屏、盛开颐、潘序伦三人,于是杜维屏等人纷纷抛空。而这个杜维屏正是蒋介石起家时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二公子。
林乐耕这次被抓,和杜维屏、上海纸头大王魏沛霖,还有荣毅仁堂哥荣洪源关了59天,当时号称“四只老虎”。194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涉及内幕的人员太多,所以仅对几名核心当事人处以公法,当时还是章士钊大律师特来辩护的,一场轰动全国的财政部币改泄密大案就这样结束了。林乐耕幸运地被无罪释放。
之后上海解放,陈毅部下宋时轮在1949年6月10日指挥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抓了238人,封掉了证券交易所。林乐耕正好不在所里,侥幸逃脱。
可以说,林乐耕在证券界浸染了半个多世纪,几经沉浮,对资本市场的很多规则烂熟于心。这样的资本高手,在获悉中国发行股票后,自然忍不住跃跃欲试。
兴许,林乐耕算得上是新中国证券历史上的首批私募,尽管那时还没有私募这个概念。不过,此人在市场上的辈分极高,不仅给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出谋划策,还曾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们的老师。毕竟像这样亲身经历过证券第一线的“活化石”在当时已经不多了。
照理说,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林乐耕,应该顺理成章地去买上海股,而且,上海在中国的证券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走在历史大浪的前方。早在1859年,美商琼记洋行定造轮船,在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0万元的造价中,就有在上海向中国人募集的1万元股份。1877年,洋务运动期间,上海推出了第一只华人自己的股票,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发行了37万多两银子的招商股。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全国证券各方面的实践也一马当先:新中国第一部关于股票的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于1984年在上海诞生;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于1984年在上海发行;全国第一家证券柜台交易点—静安证券营业部,也于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风风火火开业。
林乐耕为何没有选择在上海买股票呢?其中的缘由说来话长,这直接涉及上海与深圳两地证券市场发展的渊源,这也直接导致此后在中国私募江湖版图上,深圳、上海两地各成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