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方向快速推进，且在今年上半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保持了国家经济总体稳中向好、持续恢复的态势，但是，未来艰辛不可小觑。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对当前经济形势所给出的总体判断是：“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
如何应对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央给出的总体解决方案。
具体到宏观政策，中央要求：“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实现这一要求，财政政策要积极，而且要提升政策效能，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货币政策要稳健，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中央同时要求：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
上述这些宏观经济政策表述具有许多新意和深意。第一，今年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只为了实现今年的经济目标，它还要考虑与明年宏观经济政策衔接，为明年经济健康发展拓足空间，甚至还需要“跨周期调节”。曾几何时，中国央行文件中出现 “政策的跨周期调节设计”的表述，而现在中央提出“跨周期调节”，那究竟什么是“跨周期调节”？目前中央没有给出明确解释，但如果依据十八大之后历次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似乎可以领悟到：所谓“跨周期调节”或许就是“要把短期政策和长期目标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短期政策不仅不能为长期发展设置障碍，而且必须有利于长远目标的实现。
尤其是现在，国际经济风云变化莫测，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变数，所以变化势必通过资本跨境流动而影响到中国经济，如果不能未雨绸缪，或许再陷被动。所以，“跨周期调节”所需考虑的因素很多，但无论如何，中国实施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与长远经济目标并行不悖，都必须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点，从央行更加注重长期资金供给，或可窥见一斑。
第二，不只是定性，不只是大方向上的把握，中央提出“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这或许预示着未来每个阶段，政策实施都需要接受“量化考核”。历史地看，上一次中央关注“实物工作量”还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为了托住中国经济下滑，政府疾速审批项目。但这次强调“实物工作量”的内涵显然与上次截然不同，更多意味着政策要落实、落地，变成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第三，尽管发达国家、尤其是货币霸权国家的政策变动会对中国经济构成影响，但是，中国必须“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美国在过去构建的全球化经济机制、国际货币体系都给其它国家经济带来了难以避免的被动性。比如，美国可以印钞任意购买它国商品，这样的购买势必带给其它国家“超常经济热度”，同时也会带来“超常贸易顺差”，这不仅会严重干扰一个国家的汇率水平，同时也很容易带给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超调”。在不能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背景下，如何破解被动？这是所有非美货币国家皆须费尽心机的世界性难题。
近年来情况稍有转变，原因是：美国政客的胡作非为极大伤害了美元信用，世界各国“去美元化”的欲望日益升高，而这个“反作用力”也从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的霸道，从而为各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以，中国应当利用这样一个过程，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
依据今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中国经济需要实现6%以上的增长，要确保中国经济运行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实际并不容易。尤其在外部经济环境并不十分友好的背景下，下半年，中国势必需要更加注重“国内大循环”对经济的基本支撑作用，这恐怕也是中央更加重视“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