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选择量化分析手段，而对原有的判断型手段加以限制?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输出的稳定和心理上的适应。
黑箱问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原因。其实黑箱对外可能是密不见光，对开发者来说可是清清楚楚。好用的策略可以与复杂程度不相关，数量化操作最为复杂的往往是优化、校验与执行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算法黑箱的制作可以通过数据模式的发现与校验最终达到合格的输出，但人脑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叫嚣着黑箱不易理解的人有种“窥探他人秘密合理合法”的流氓逻辑。尤其是当投资人可以像西蒙斯的大奖章一样基本限于自已的钱来进行投资，还要说三道四。这简直和看到街上有个美女就非要扒光人家衣服看个究竟一样无耻。黑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笔者在前面的章节已经介绍过人作为判断主体的不可靠，在这里也就不再过多的浪费笔墨。笔者想着重说的是心理上的适应问题。
在投资领域绝大多数时候只有两个结果一痛苦的成功和痛苦的失败一时间越久似乎越能证明这一点。面对金融市场，任何人都会犯错。而从错误中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伴随着每次学习都要有金钱上的损失，这只能是雪上加霜。国内的分析师由于制度限制，往往不会体会到这一点，说话自然顾忌小很多。尼尔斯·博尔将专家定义为“在一个狭小的领城里犯过各种错误的人。”说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但投资人却是用真金白银来检验一个观点的对错，个中滋味自然一言难尽。
老虎基金的朱利安·罗伯逊曾经评价彼得·林奇时说：“彼得缺少一样东西：他不快乐。他也没法让人帮他。”这话确实不假，看看彼得·林奇的工作狂式的生活似乎没人会反对这一点，但彼得·林奇退休时至少还在痛苦的成功着。罗伯逊的基金可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墙倒众人推”这条中国式的俗语似乎在西方也同样受用。《商业周刊》上用不无讽刺的语气写道：“说白了，罗伯逊想到这些基金有可能比他的基金表现更好，自尊心上会过不去。”而《巴伦周刊》更是用“骄傲自大”这样的评语来挖苦这位历史业绩响亮的掌舵人。尽管算总账时，投资者赔多賺少。但15亿美元应该可以弥补这位坚持“价值”理念但市场不认同的投资大师心灵上的创伤了吧。
翻看一下大师们的投资经历，有几人是一帆风顺?很多人都为了自己所坚持的投资策略而提心吊胆过。威尔逊的名言很有意思：“如果我的投资组合中只有我看好的70只股票中的10只，那我肯定会被吓得屁滚尿流。”而其在国际度假胜地公司上的操作也确实够资格让我们普通投资者心惊胆战的了。西蒙斯说：“首先，数学模型降低你的投资风险。其次，数学模型降低你每天所要承受的各种心理压力。”我想没有什么话比这句更适合放在此处了。从西蒙斯在大奖章上的投资策略转型可以看出一个简单的道理，心理上的痛苦对于人这种情感动物的影响不可小觑。没人能预测究竟失败会给不同的人带来怎样的打击效果，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没人愿意拿自己来验证这些。
所以，今天我们幸运的回过头来看这些投资大师的沉沉浮浮时，我们应该或多或少的心存感激。西蒙斯这样的数量化大师没有倒台就是在用实例告诉我们数量化投资成功的可能，避免情绪波动影响生活质量的可能。尽管这也不是一条一帆风顺的路，但相较于价值投资，为其付出努力还是值得的。
然而，此处笔者想强调的一点是，并非所有问题都需要通过数量化的角度来解决。数量化手段很多时候是用来处理人工方式难以达到的即时性要求较高的投资过程。如果投资逻辑清晰且判断准则并不复杂，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在这种问题上过多强调数量化的实现。比如，“投资时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首先，我们先不去考虑实际的经济周期会跳过一两个阶段，甚至会逆时针转动的现象。假设“投资时钟”可以正常运转，其判断过程就可以尝试做到数量化。并且客户存在自定义的良好规则，可以自行判断投资时钟所处位置，进而考虑组合管理中的投资标的的权重。然而，这么做是否必要就有待商榷。毕竟，只有四个状态的判断，有什么理由非要数量化标准的调整和投资时钟的状态判断根本就不在一个时间频率上，后者的即时性要求相对较差。这就直接说明人工的方式在此种处理上也可以满足要求。当我们想要喝水的时候，可以“拿起杯子去饮水机接水喝”。也可以设计一套系统通过一个按钮自动“将杯子送到饮水机处，自动打开饮水机并监测杯内水量，关闭饮水机并将杯子送回”。一般人都会，利用第一个方案，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