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利·威瑟斯在《伦敦投资者编年史》(London Investors Chronicle)和《货币市场回顾》(MoneyMarket Review)中写道:
那些传统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顾问在长期内都保持一个习惯，把特有普通股作为一种投机甚至幼稚的行为，这样的习·质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公开讨论一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时还非常扰像。比如普通股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比……债券安全，即便是那些后来被用来进行多样化投资的金边债券。
史密斯的文章被发表在如《经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和《美国统计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等一些很有名气的杂志上。其他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结论.当西格弗里德·斯特恩公布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28年关于13个欧洲国家普通股的回报率的研究后，史密斯开始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斯特思的研究显示，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普通股投资相对于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优势已经超过了美国金融市场。
普通股投资理论
随着《普通股投资理论》一书的出版，显示股票优越性的研究就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了。史密斯本人十分谨慎，尽量做到不夸大其发现。他写道:如果选取核心产业中具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进行多样化分散投资，那么在一定时期内，这些以复利计算的本金必然会增加……这样的股票持有方式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证价值持续增加并获得比目前商业票据利率更高的平均回报率。
20世纪30年代布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切尔斯·波斯兰宣称普通股理论通常误导人们不考虑股票价格而盲目投资。波斯兰说:1922年以后购买普通股获利的可能性大于损失的可能性。即使在一个具有上升趋势的摘环周期里，许多人仍然相信普通股是长期投资的最佳选择。所以人们广泛地参与到了这个利润创造的过程中来，“坚信繁荣的心态”遮布各处。毫无提问，普通股理论给那些彻头彻尾的投资者吃了一个定心丸，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有科学依据的。
观点的急剧变化
但是普通股的辉煌时代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股市崩溃毁坏了股票安全而可靠的形象，使之变成了垃圾，同时也使宣称股票是长期投资最佳选择的史密斯失去了忠实的拥护者。知名投资银行家和作家劳伦斯·张伯伦说:“普通股作为长期投资手段，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优于债券，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投资，而是投机。”
普通股投资理论遭到了全面的攻击。1934年，投资基金经理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教授大卫·多德合写了一本名为《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的书，这本书很快就变成股票和债券价值分析方法的圣经。在不断的再版过程中，这本书对学生和市场专业人士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格雷厄姆和多德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史密斯的观点，认为他的理论貌似可信实则十分荒谬，正是这些理论导致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狂热地购买股票。他们写道:然而，大量自欺欺人的投机者必然有其冠觅堂立的借口……在街一轮牛市里，通过多样化投资获得长期收益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新时期理论喜欢夸大交易的上涨程度。这就是史密斯在出版于1924年的《普通股长期投资》中宣扬的观点。
大崩盘后关于股票回报率的观点
所有人都在这次股市崩溃中损失了毕生的积蓄，当这个消息传开时，那些仍然相信股票优于其他金融资产的观点听起来就十分滑稽可笑了。
20世纪30年代末，考列斯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创始人阿弗雷德，考列斯创建了资本加权股票指数，并计算了1871年以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所有股票的资本加权值。考列斯检验了包括再投资股利收益在内的所有股票的回报率，他最后总结道:
在1871一1926年这段时期内，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股票‘般按照其实际价值—这可以用投资者所获得的回报来衡量的3/4出售。而且，考列斯直截了当地把1929年股市崩溃的责任归在了政府身上，他认为不断增加的税收和政府的控制是导致股票价格下跌的直接原因。
随着股市逐渐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股票的回报率似乎呈现出了一个新面貌。1953年密歇根大学的两位教授威尔福德·埃特曼和弗兰克·史密斯公布了他们关于所有在1936年交易额超过100万美元的工业公司的投资回报率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在不考虑市场周期的情况下，通过规律地购买者这92只股票(一种叫做平均成本的策略)。就能在接下来的14年里实现12.2%的平均回报率，这个回报率远远超过了那些固定收益资产的回报率。12年后，他们对曾经研究过的股票再次进行分析，尽管没有对在这段时间内新出现的公司或者发展迅速的公司进行调整，但结果表明，这次研究得到的回报率更高。他们写道:
如果一个普通股资产组合按照如本文一样笨拙的方法选股，都能获得14.2%的年均复利回报率，那么即使是一个对市场环境了解有限的散户也可以把他的积蓄投入到一系列普通股中、假以时日，相信他手中持有的股票不仅能保证其本金的安全，还能带给他一个不低的年均收益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