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投资一般从产生想法开始。这些想法来自于很多途径，包括行业接触、公司顾问团的成员、与我关系良好的律师、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合作投资人以及我的员工。
事业初期，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对投资机会做基础性的基本面分析上，包括使用电子表格对很多问题企业估值。工作一旦启动，我就会大约每2~3周对目标公司进行一次分析。经过了15年的行业历练，我通常只需要约2一3天就能达到同等水平的理解程度。
这个阶段，我最重要的工作是谈判。这些谈判涉及的范围很广，从与某一个交易方关联的银行贷款或者股权交易，到复杂的并购交易，或者在我供职于债权人委员会的时候参与制订重组计划等。我典型的一天的工作内容包括与这些负责交易的律师或者投资银行家举行的几个电话会议。我还经常与我所供职的那些公司的其他投资人进行交流。谈判越是复杂，我请来帮的顾问和专业人士也就越高端。
在任何的交易谈判期间，让自已尽量成为所有牵涉到的人中最为
明智的那一位，至少是了解信息最多的那一位。否则，你很可能就是输家。引用巴菲特的话(摘自于他1987年致伯克希尔一哈撒韦股票持有人的年度信函)，“实际上，如果你不能确定你对业务的了解和估值远胜于市场先生的话，你就不是属于这个游戏的人。”正如他们在牌局中说的，如果你已经打了30分钟都还不知道谁的牌最差，那就是你的牌最差了。
在投资过数千家企业(研究过的还远不止这个数)之后，我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间提正确的问题。我把经验和见解两者都带到谈判桌上，这就是我真正的优势。
现在，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辅佐我，我还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已经陷入困境，或者正在陷人困境的企业。这其中包括了那些非常脆弱的行业，诸如电信、博彩、汽车制造以及那些受大量民事诉讼责任影响的企业(比如石棉，详见第7章)。
财务出问题的企业，尤其是那些涉及某种司法重组的企业，一般都会提供相对大量的信息供公众查阅。除了来自年度公告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上报材料上的数据，比如10一K表和10一Q表的基础数据，我们还会收集重组方案、与诉讼相关的法庭文件、往来报价的文件、公司的新闻通稿以及所有相关的报道文章。
大部分人认为投资问题企业比正常的企业风险更高。我相信，问题企业公布的那些额外的公开信息，可以帮助我降低风险，让我占尽先机。我必须阅读很多东西，就通过快速浏览这些内容，吸收尽可能多的信息，默记重要的细节，随后进行评估。有些同事称呼我为速读者。
几年前，欧文斯.科宁申请破产，它必须向法庭提交包括主要业务资产投保的保单的证据。这自然就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事情。我发现，公司拥有5架飞机，即使价值不值数亿美元，也值数千万美元。
多年之后，在欧文斯.科宁完成重组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完成上市的时候，我利用了这块被埋没的金子。在那次买方分析师大会上，我让其他与会者刮目相看，他们始终想不通我这些信息是哪里来的。
当时我问欧文斯.科宁的高管，他们最终是不是卖掉了公司的机队。在知道他们没有卖之后，我当即决定，是时候卖出股票了。
布里德公司是一家发明了汽车安全气囊的企业，也是一个有心的问题企业分析师可以得到并以资利用的有趣例子。在申请破产的时候，布里德用提交所有银行流水单和取消的支票副本，以这种简单的方式来满足破产银行法庭的每月财务申报要求。
这项工作很无聊，但是阅读这些文件能够提供给我真实的数据。比如公司总部的景观维护上面真正花了多少钱。我能够凭这些信息判断，管理层有没有在挥霍投资人的钱。而且，他们确实挥霍了。
有些时候，认真研究的结果能够让我很好地跑赢大势。我以一种很令人尴尬的方式意识到这一点。大概10多年以前的一次伦敦产业大会上，当时我作主旨发言。
那个时候，航空产业经历严重衰退，我的企业成功地做了很多卖空航空股票的交易。高燃油费、毫无道理的高负债率、不可持续的历史负债、高资本支出要求.惨烈的竞争环境都会迫使航空公司重组。很快，似乎每一家被我们做空的航空公司不是马上申请破产就是根本没丁踪影，而美国航空是最后一家还存在的大型传统航空企业。
我对自己关于航空企业的负面判断持有很大信心，在大会发言中明确提到了这家公司的名称。“记住我说的话，”我告诉100多位与会者，“不出3~6个月，美国航空公司就申请破产。”
我发现自己食言了，美国航空公司的高管说服航空工会同意庭外重组。结果是，公司成功地采用拖延战术，又苟延残喘了10多年。2011年11月，它屈从于这个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