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不少学者直接对股市暴涨暴跌进行了界定和检验。张宗成、袁怀宇(2009)和王擎(2011)采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股市对比分析来界定和检验中国股市暴涨暴跌问题，而陈国进、张贻军和刘淳(2010)则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股市暴涨暴跌问题，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实证分析法。张宗成、袁怀宇(2009)首先针对我国股市的特征，借鉴改进的BB法则划分了股市周期，然后选取1997年1月2日至2008年8月29日上证综指和恒生指数的日收盘数据和计算的日收益率数据，运用EGARCH-GED模型实证分析了上海和香港股市的非对称性问题。
如何对股市暴涨暴跌进行界定与检验？
他们的研究表明，卖空限制加大了市场波动的非对称性，而这种市场波动的非对称性容易导致市场的暴涨暴跌。1311王擎(2011)使用经验分布函数拟合样本分布来研究股市暴涨暴跌的极值，他认为落入概率密度分布曲线左尾1%和右尾1%的数据属于极值，于是他将经验分布上1%分位数(99%分位数）对应的值定义为暴涨的临界值，将下1%分位数对应的值定义为暴跌的临界值．分别落入这两个区间的数据则是相应的暴涨暴跌事件。在此基础上，王擎使用周数据对比分析了中国、英国、美国和日本股市的暴涨暴跌情况，实证结果表明，过去15年间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幅度最大，但暴涨暴跌的次数却相对较少。中国股市暴涨暴跌表现出较强的“政策驱动型”特征，而美国、英国和日本股市的暴涨暴跌则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和事件驱动型”特征。
陈国进、张贻军和刘淳(2010)以2007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上海A股市场的825只股票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市场和个股层面对机构投资者与股市暴涨暴跌现象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是股市暴涨暴跌的助推器。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股市暴涨暴跌”和“股市过度波动”的界定和检验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然而，这些研究只局限于对股市过度波动的统计分析上，研究方法基本都是实证分析法，重点强调“是什么”，即证明股市是否存在暴涨暴跌（或过度波动）现象，虽然这能够为证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是否存在暴涨暴跌（或过度波动）现象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也有助于我们找到股市暴涨暴跌（或过度波动）的原因；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普遍的弱点是没有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回答＂该怎么办“上。可以说，对于如何解决中国股市暴涨暴跌问题，目前系统性的研究基本没有，尤其是缺少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对策措施。
鉴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已对中国股市是否存在暴涨暴跌（或过度波动）现象基本上有了共识，并且研究也非常深入。因此，对于中国股市暴涨暴跌问题的研究重点将是“该怎么办”，而不再是“存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