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央行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原因和有效性受到学术界广泛争论，调控信贷总量过快增长是央行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主要原因。本文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商业银行信贷增长率的影响以及存款准备金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途径。
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会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造成很强的冲击，是威力较大的货币政策工具，因此被形容为一剂猛药。从国外来看，这种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似乎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放弃，然而近几年来，我国货币当局却频繁使用这种货币政策工具。我国央行在2006年7月到2012年5月末期间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38次之多，以调控银行信用和市场流动性，并且每年都要调整多次。
存款准备金政策的相关理论和传导机制
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时在中央银行准备的存款。央行进行宏观货币经济调整的重要手段就是调整银行的存准率，其目的是预防社会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防止产生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实质即央行通过运用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使其改变其在金融市场和实体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以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我国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过程为：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收缩→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上升→货币乘数减小→货币供给量减少→市场利率升高→投资、消费支出减少→产出减少。
我国存款准备金政策通过信用途径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从而使银行信贷渠道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以上是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
我国存款准备金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1.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和商业银行信贷增长率的OLS估计
检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引起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如何变化。由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时间有不确定性，所以在回归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通过OLS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存款准备金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就下降0.87325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会收缩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所以存款准备金率与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规模。
2.基于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对存款准备金率的信贷传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通货膨胀率作为检验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效性的代表变量；选取商业银行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CR作为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的变量，选取货币供应量M2作为货币政策的货币传导渠道的变量。商业银行贷款余额CR和货币供应量M2均进行了季节调整（采用X-12方法），并取对数。
对商业银行贷款余额CR、货币供应量M2和通货膨胀率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商业银行贷款余额CR、货币供应量M2和通货膨胀率三个序列之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证明其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共同趋势。因此，可以对上述三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说明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检验，结果如下：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商业银行贷款余额CR和货币供应量M2都是通货膨胀率的Granger原因，说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有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但是从显著性来看，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对通货膨胀率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将建立VEC模型来分析商业银行贷款余额CR、货币供应量M2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长期关系。本文在前面对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时已经得到协整向量的估计值
我国存款准备金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第一，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与商业银行信贷增长率的变化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存准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银行信贷增长率下降0.86个百分点，故存准率的调整会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我国的货币政策是非中性的，即其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的传导对通货膨胀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从协整方程所表现的长期均衡关系来看，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我国在实行货币政策时，长期通过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效果不明显。
第四，从最后的回归方程系数可以看出，商业银行贷款余额CR和货币供应量M2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会受到一些阻碍因素的干扰，比如存在政府行政政策的干预等。
基于此，为了优化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在货币信贷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效果，我国要推进差别准备金制度的实施，根据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资产质量状况，选择执行相应不同档次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并逐渐加强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惩罚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