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过早的财政整顿引发了第二次经济倒退
只要政府部门在财政政策领域不出现差错，日本的经济复苏就应该不会出现意外。但我们必须留意政府的举措，因为企业部门仍保持着财政盈余。因此，通货紧缩的缺口仍然存在，只是比以前小。日本经济终于从漫长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走了出来，但是政府主导的财政刺激政策仍然需要继续维持到日本经济完全复苏为止。
正常情况下行之有效的财政整顿政策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却无能为力，这种形式的衰退只可能在全国范围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后发生，是几十年才可能发生一次的现象。在这种经济衰退期间，过早进行财政整顿是最危险的举动。在资产负债表衰退发生之际或者期间，任何打算减少预算赤字的企图都必须建立在对这种衰退的罕见特征的充分理解之上。
在一般情况下，当私营企业拥有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并追求利润最大化时，这些企业必然会极力争取任何由于政府削减预算赤字而可能获得的资金。较之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可以更有效率地运用这些资金。政府部门借贷的减少同时就意味着私营部门可用贷款的增加，从而进一步导致更有效的资源分配和更快的经济增长。挤占私营部门投资的政府借贷不受欢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而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企业部门无法去借用因为政府财政整顿而闲置的资金。这就意味着总需求和货币供应量将随着由于财政整顿而缩小的政府支出规模而出现相应的缩小。此外，先前被政府挪用的资源也将遭到闲置，这对资源分配来说是最糟的结果。在这种时候进行财政整顿只会将经济引入进一步恶化的怪圈，导致税收收入减少，预算赤字增加。这种现象在图2-6中得到了再现，这张图说明了税收收入与预算赤字之间的关系。
图2-61997年和2001年的过早财政改革造成了税收收入减少和赤字增加
1997年，桥本龙太郎政府成为第一个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进行财政整顿尝试的日本政府内阁。当时，不管是日本的大藏省，还是诸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都没有意识到，日本正身陷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泥招之中。他们辩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无法促进经济状况改善的原因在于资金都浪费在了不必要的投资上面，因此他们呼吁停止这些支出。1996财政年度8本的预算赤字为22万亿日元。作为回应，桥本首相在1997财政年度推出了四管齐下的改革方案以削减15万亿日元预算赤字。这个方案包括将消费税税率从3%升至5%；增加纳税人对社会保障成本的分担比例；中止一项特别减税法案；以及搁置一项大型补充预算。
然而就如图2-6所显示的，桥本政府改革的最终结局却严重背离了当初削减15万亿日元预算赤字的预期。尽管在1997财政年度，税收收入不足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在桥本改革方案实行的第一年就出现了连续五个季度的经济萎缩，导致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倒退。这场经济倒退破坏了日本的银行系统，造成了如图2-3所显示的信贷紧缩。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使日本经济得以维系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借用并支出了个人储蓄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就不足为奇，因为一旦政府中止实施这样的政策，那么整个经济就会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叙述的那样，最初的1000日元收入将以900日元，810日元，729日元这样的节奏不断缩水，并最终陷入恶性循环通货紧缩的旋涡。事实上，正是试图减少预算赤字的举措将日本经济推入了急速倒退的境地之中。
桥本政府的改革结果在图2-6中得到了清楚的再现。尽管消费税税率提高了，但税收收入却不升反降，进而造成预算赤字迅速扩大，与当初削减15万亿日元预算赤字的目标背道而驰，政府的改革举措反而导致预算赤字增加了16万亿日元，使得日本政府的预算赤字总额激增至1999财政年度的38万亿日元。这个例子完美而又悲惨地显示出，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期，政府试图推动财政整顿可能导致的后果：经济陷入混乱，税收收入一落千丈，预算赤字大幅增加。
桥本首相最终意识到了他所犯下的错误，进而在1998年6月追加了一项大型补充预算。但是这个政策转换已无力修复日本经济受到的严重伤害。不安定的日本经济形势一直到后来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实行了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后才有所改善。日本经济形势最终因为得到政府支出的助力才重新趋于平衡，税收收入开始增加，政府预算赤字也随之下降。之后的森喜朗首相延续了这项政策，但是没有等到小渊的政策被贯彻到底，小泉纯一郎就入主日本内阁，再次力主实施财政整顿，将日本每年的国债发行额限制在30万亿日元以内。
如果日本全国的个人储蓄和企业净偿债额小于30万亿日元，政府借贷就可以有效地消化所有闲置资金，那么30万亿日元的国债发行额度将不会诱发通货紧缩缺口。但是小泉政府宣布这项政策时，恰逢全球IT泡沫破灭和美国“9·11”事件发生，迫使日本的个人储蓄和企业偿债额急剧升高，造成远大于30万亿日元的通货紧缩缺口，而小泉却仍然将国债控制在30万亿日元以内，于是这两者之间的缺口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立即凸显出来，在最初两年(2001~2002年)间，作为新政府过早实施这种不合时宜的财政整顿政策的恶果，日本经济大幅倒退，股价急剧暴跌。
这些严重后果在图2-6中得到了显示。税收收入减少造成日本政府收入在2001和2002两个财政年度严重不足，预算赤字膨胀至35万亿日元，导致小泉政府没能实现当初宣称的，将政府年度发行公债额限制在30万亿日元之内的保证。
最终，小泉首相在2003年被迫做出让步，公开放弃了他当初的竞选保证，转而容忍利用政府支出来对经济形势发挥“自动调节器”的功能。自动调节器这个概念是指政府支出具有稳定经济的天然特性，当经济形势良好时，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会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将有助于冷却经济过热现象。而当经济形势低迷时，失业保险以及其他政府支出开始增加，而税收收入相应减少，政府部门的支出将自动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在小泉政府放弃削减预算赤字的努力之后，财政政策又重新作为自动调节器在经济生活中开始发挥正面作用，于是日本经济重新开始增长，税收收入增加，最终导致了预算赤字的减少。
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一种不易发生的罕见经济现象。但是当它一旦出现之后，政府绝对不能采取的行动就是进行财政整顿，如果不慎犯下这种错误，其严重后果在日本经济1997年和2001年的遭遇中已展现得淋漓尽致。
2.日本央行和财务省已经意识到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假如今天的日本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们再次企图过早地推行财政整顿政策的话，那么必然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不幸的是，因为在教科书里没有任何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内容，所以我们也就无法预知这个恶魔一般的正统经济政策何时会再次被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
安倍晋三政府在2006年9月底上台后很快就宣布，这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建立在“没有增长就没有财政改革”的口号之上。这个口号不仅完全符合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也说明日木新内阁吸取了小泉政府所犯错误的教训，而小泉当初的口号是“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小泉内阁结构改革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对新发行国债设定的30万亿8元年度限额，这个严重的政策失误削弱了日本经济，扩大了政府的预算赤字。如果安倍的口号是对小泉内阁所犯错误的回应的话，那就证明他吸取了2001年到2003年之间的教训。
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倍和他的所有阁员(除了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就又沦为正统经济政策的牺牲品，再次将财政改革作为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他们这种冥顽不化的态度，甚至在2007年8月自民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之后依然没有改变。在那次选举中，受日本政府财政改革政策影响最严重的农村选民给了执政党沉重一击。作为安倍的继任者，福田康夫对财政改革的态度就要比他的前任显得稍许保守一些。
虽然日本政府似乎又在滑向财政改革的老路，但是日本央行对此举的危险性却有着深刻得多的认识。表2-1再现了当时的日本银行总裁福井俊彦在2005年2月召开的日本内外情势调查会上，针对时任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民间委员、号称日本政府经济问题“大脑”的大阪大学教授本间正明的质疑所做出的回答。在这场辩论中本间教授主张：日本政府将要进行的财政改革势必会给日本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日本银行应该相应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本间教授的这一要求遭到了福井总裁的当场拒绝。福井总裁回击说：不能因为政府削减了支出，就要求中央银行做出相应规模的缓和。他同时表达了对于财政改革的谨慎观点，“只有等到私营部门的资金需求变得更加强劲之后，政府的财政改革与之配套进行，这样才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单从表2-1中很难认识到福井先生这段陈述的重要意义，这里还可以用数字来进一步说明。假设在2005年度政府借贷并支出了30万亿日元来刺激经济。如果私营部门借贷在2006年增加了五万亿日元，那么政府就可以相应削减同样额度的借贷，同时又不会损害经济整体的稳定。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放心大胆地加征五万亿日元的税收或者削减同样额度的支出。但是如果私营部门增加了五万亿日元的借贷，而政府部门却削减了八万亿日元支出或者加征了同样金额的税收，那么就会导致三万亿日元的通货紧缩缺口。这就是福井总裁在陈述财政改革必须与私营部门资金需求的复苏相配套时想要说明的问题。
表2-1日本央行开始拒绝政府的不合理要求
换个角度来说，日本经济在过去15年中最欠缺的就是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之所以需要政府通过借贷和支出来支撑经济，是因为尽管利率接近为零，仍然没有人愿意借用个人储蓄和企业偿还的贷款。福井总裁说，只有在私营部门重新开始借贷时，政府才可以安心进行削减赤字的努力，他的发言表明日本央行已经完全理解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概念。
尽管日本财务省的许多官员依旧主张进行财政改革，但是预算削减已经没有了四五年前那样的魅力。虽然政客们在喋喋不休地说教，财务省的官员们却似乎不再执著于削减预算。这显示出这些官员们或许也已经意识到了当前日本经济的真实状况。
2004年，日本财务省请我去举办一个讲座。当我抵达财务省时，发现神通广大的预算局局长率领大约20名部下正在恭候着我。
因为曾经在许多场合批评过财务省的财政改革政策，所以在讲座开始时，我心里其实非常紧张。为此，一开始我就声明自己并非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坚信当经济形势开始恶化时，政府必须推行财政刺激政策。与此不同，我主张进行这种刺激不是因为经济低迷，而是因为日本经济患上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病症，也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对于治疗普通型经济衰退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在面对这种罕见的衰退时，却会因为借贷不足而无能为力。因此，这就需要使用财政政策来作为应对工具。在持续1小时15分钟的讲座里，我利用与这本书里相同的资料数据阐释了我的这个观点。令我惊讶的是，那些官员们似乎很透彻地理解了我所讲的内容(因为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考试，所以我也无法说清到底有多透彻)。
在讲座结束时，那些财务省的官员们只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在资产负债表问题得到清理，企业重新开始借贷时，日本政府将必然开始整顿它的财政系统，等到那个时刻到来时，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帮助。”我当场表示我将全力提供支持，并使他们确信，当日本进入那个阶段时，我肯定将会成为这个国家财政改革最热烈的拥护者。基于这些经验，我认为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双方都已经对这种类型的衰退有了非常透彻的理解。
3.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的税收收入
对于过早的财政改革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避免，即使对于那些因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开始复苏而自然出现的税收收入增长也一定要予以特别关注。这是因为在此类衰退发生期间的税收表现出了与普通型衰退期间税收截然不同的特征。
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总额在经济泡沫顶峰期的1990年是60万亿日元。到2005年，日本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企业(不包括金融和保险业)经常性收益扩大了48%。在正常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13%的增长必然导致相同规模的税收收入增长。然而2005年的政府税收收入却只有49万亿日元。这种反常现象正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另一个特征。
资产价格下跌诱发的经济长期不景气促使企业开始偿债，从而降低了总需求，最终导致经济低迷。因此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的税收收入减少就要归结于两个因素：资产价格的下跌和经济活力的放缓。作为结果，税收收入的下降幅度自然要比只有经济活力放缓一个因素时大上许多。
图2-7表明了在资产负债表衰退和普通型衰退期间税收收入的差异。图上方的实线表示的是经济活力，中间与之大致平行的虚线表示的是普通型衰退期间的税收收入。如同图中最下面的实线所表示的那样，在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在经济活力放缓的同时也伴随着资产价格的下跌，这就使得税收收入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经济活力放缓这个单一因素所能造成的程度。
图2-7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的税收收入变化
此外，在资产价格暴跌之际，日本政府做出了从2001财政年度的3月底开始采用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方式(Mark-tomarketAccounting)的错误决定。在此之前，企业的资产未实现损失(UnrealizedLoss，企业持有资产在买入时的价格与当前市场价格差所造成的损失——译者注)并不被当做企业的实际亏损，但是新的会计制度却将这些未实现损失也计入企业亏损之内。于是企业自然会得出结论，在这种新的会计制度下，未实现损失与实际亏损毫无差别，从避税的角度来看，企业就应该立刻卖掉手中的资产，将这部分未实现损失变为企业实际亏损，从而抵消部分收益，减少纳税额。于是日本企业开始蜂拥抛售手中资产，最后实际变现的巨额亏损严重抵消了企业收益，进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大幅减少，这个实际结果与单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做出的预测大相径庭(图2-7中的A区间)。
因为资产价格下跌造成的亏损异常严重，同时也因为企业将这一亏损递延，结果造成在整体经济和企业收益已经复苏之后(图2-7中的B区间)，政府税收收入依然持续低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企业把过去积累下来的亏损用于抵消当前收益，这就使企业避免了这部分被抵消收益的应纳税额。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的银行系统，尽管拥有巨大的收益，但是它们缴纳的税额却相对要少得多。结果，按市值计价会计方式的最大受害者成了日本国库。
这种税收收入的持续羸弱必然又会导致提高税率的呼声出现。必须了解的是，日本税法允许企业进行最长为七年的亏损递延，之后企业就必须按照实际收益全额纳税。如此一来，政府税收收入就会在亏损递延期限失效之后出现暴涨，导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日本经济现在就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图2-7)。
例如，在2003年，日本财政省在向财政制度审议会提交的中期预算报告中为2005财政年度规划的预算赤字是43万亿日元到44万亿H元。”但是2005财政年度的实际预算赤字只有31.3万亿日元，比最初预计的少了12万亿日元。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是因为财政省没有意识到日本正身陷资产负债表衰退，也就没有考虑到图2-7中C区间表示的那种情形出现的可能。财政省在预测未来税收收入时，是以2003年的税收收入额为基准，使用了传统的1.1的税收弹性系数(即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比之间的比率)，根据预估的国内生产总值来推测税收收入(弹性系数为1.1，表示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税收收入就会相应增加1.1%)。
但是由于资产价格下跌造成的税收收入下降只是一个暂时的调整过程，一旦这个过程完成，税收收入就会重新开始紧随经济活力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处于调整时期的税收弹性系数的波动将会非常剧烈(如图2--8所示)。日本税收收入在2005年全年增长了7.6%，而与此相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增长了1%，从而导致税收弹性系数高达7.6，这就表明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图2-7中C代表的阶段。
正如先前所指出的，2005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经济泡沫顶峰期的1990年增长了13%，企业利润(不包括金融和保险业)增长了48%。尽管如此，2005财政年度的政府税收收入却只有49万亿日元，远低于1990年的60万亿日元。这也可以解释为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在未来有可能重新回升至60万亿日元。然而，考虑到其间也许会出台的各种减税措施，就很难确定税收收入是否将会回升至1990年的水平。不过由于自从1990年以来，企业利润和国内生产总值两者都有显著的增长，所以我们可以安心地断定，税收收入不会永远维持当前的水平。
图2-81990年以前的税收弹性系数不再有效
在税收收入增长迅速、税收弹性系数波动剧烈的情况下，很难预测未来!的税收收入走向。在这种情形下探讨财政改革，就应该首先明确如果税收收入回归正常水平，那么将会导致多大规模的预算赤字减少。
之所以需要这样，是因为必要的增税及其伴随的经济风险，将会因为预算赤字的规模是43万亿日元还是31万亿日元而截然不同。举例来说，假如财政改革主义者们在2003年以两年后的财政赤字为43万亿日元为前提制定财政改革计划，那么就必须加征足够的税收来平衡两年后预计将要升至43万亿日元的预算赤字。假如日本政府果真实施如此大胆的增税政策，以此终止政府作为唯一借贷方的局面，那么日本经济大概会陷入与1997年相同的，因为推行错误财政政策而引发的恶性通货紧缩。考虑到企业在2003年的净偿债额远高于1997年的水平，因为增税而造成的破坏估计还会更加严重。
不过，日本政府最终还是决定采纳借用个人储蓄以及企业已偿还贷款的财政政策，从而稳定了日本经济。从这一点来说，在过去数年间8本政府正确地选择了搁置财政改革计划，发挥政府财政支出作为经济自动调节器的功能，最终启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使得税收收入猛增。
有观点认为税收收入的正常化将遗留下20万亿口元的结构性赤字。但即使是这种情况，必要增税所需要消化的赤字数额也远低于43万亿日元，如果私营部门的借贷需求增加，那么日本经济就会变得强大起来，足以消化加征的税收收入，同时继续向前发展，而这正是预算赤字削减能否成功的关键。
让公众了解税收收入尚未恢复正常水平，自然会招致某些期望，尤其是对于政府财政如同泡沫经济时期(参见图1-5和图1-6)一样转为盈余的期待。尽管这些期盼的原因可以理解，但现实却是冷酷的。在过去15年间，日本不但实行了包括减税在内的多项税制改革，并且人口老龄化也迫使社会保障成本以及相关费用稳步上升，在这些领域实施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也就是说，改善政府支出的行动需要注重长期的结构性效果，譬如应该区别对待社会保障支出和由资产负债表衰退直接导致的、一度增加的赤字。除非政府能够确定私营部门的借贷需求已经恢复，政府税收收入也恢复了正常水平，否则任何削减赤字的行动都极可能再次引发1997年那种状况的出现。
4.亏损递延期限失效导致的税收收入增长是一个陷阱
在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缺乏深刻理解的前提下，以存在巨额预算赤字为由替增税辩护的论调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极其危险。那些期待已久才出现的税收收入增长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许多读者也许会认为，因为税收收入增长而导致的预算赤字相应减少是可以接受的，并不需要过分担心。但是日本最近出现的税收收入增长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即税收收入增长的源头不是经济的复苏。
在正常情况下，占国内生产总值3%的增长会创造略高于3%的税收收入增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收入增长的动力直接来自于经济增长，所以不必担心此时的税收收入增长会妨碍经济增长。2005年，日本的税收收入增长了7.6%，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增长了1%，也就是说，在2005年日本的税收收入增长中，只有约1%的部分是得益于经济增长，而其余的6.6%则要归功于那些利用亏损递延冲抵收益的企业在其亏损递延期限失效后所增加的纳税额，也就是说，这6.6%的税收收入增长应该归功于将亏损递延期限设定为七年的日本税法。
这种情况显示，那些利用了亏损递延的日本企业没有为它们的全部盈利缴纳税款，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高于正常水平的自由现金流量。因为这些企业不用为自己的盈利纳税，那么它们就可以有更多的现金流用米扩大其他支出，而这种多出来的企业支出又可以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如果政府税收收入在经济增长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依然在减少，那么政府就不得不通过继续发行国债来填补亏空。所以亏损递延有助于政府和私营部分两方面同时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亏损递延的终止意味着本来被企业用做设备投资或者其他支出的一部分资金不得不变成税款，这就压缩了私营部门的有效需求。与此同时，税收收入的增长使得政府借贷减少，但是就如早已指出的，正是日本政府的借贷(以及支出)支撑了其国内生产总值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一旦税收收入的增长削弱了政府作为借贷方的作用，那么通货紧缩的缺口就会重新出现，再加上私营部门需求的减少，整体经济发展的动力势必将遭到削弱。
总之，在过去数年间，日本经济因为企业纳税额的非正常性减少而得以成长。但是，从现在开始，只要税收收入增长的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那么相反的趋势就应该会出现。
5.持续增长依赖于私营部门资金需求的复苏
这种税收收入激增对于经济的不利影响不仅取决于其增长规模，同时也取决于私营部门资金需求复苏的速度。
前面引用过日本银行总裁福井俊彦的发言：政府财政改革必须与私营部门资金需求的复苏相“配合”。他当时所指的不仅是新的财政整顿政策，同时也包括上面所说的税收收入的自然增长。如果这两者都偏离私营部门资金需求的增长速度而过于超前的话，那么日本经济就会再次面临通货紧缩的缺口。换个角度来看，只要私营部门的资金需求能够有相同比例的增长，那么对于政府税收收入的激增就无须过于担心。
现在假设一企业的亏损递延期限已经到期失效。如果这家企业决定借入与增加的应纳税款数额相等的资金来维持其现有投资水平，那么私营部门借贷需求的增长就会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保持一致，从而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如果这家企业选择削减投资或者其他支出来抵消新增应纳税额，那么总需求就会降低，进而损害整体经济增长。
然而，当前日本私营部门资金需求的现状又如何呢?尽管企业借贷正在增加，但是如图1-2所显示的，企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仍然由于众多企业在忙于积累金融资产而呈现财政盈余状态。简单地说，它们在经济中是资金供给方而非需求方。这就意味着私营部门对资金的需求尚未显著回升，这也就是利率，尤其是长期利率依旧低迷的原因所在。在当前这种时机，对于亏损递延所造成的税收收入激增必须密切关注，因为其中隐藏了导致另一个通货紧缩缺口发生的潜在危险，如果这个危险尚未实际发生的话。
6.自由现金流的用途同样重要
通货紧缩缺口的产生同时还取决于企业如何运用因为亏损递延而产生的自由现金流。如果这些资金被企业用来还贷，那么对于增加有效需求就不会产生任何贡献，因此，即使将这部分企业所得的自由现金流转化为税收收入，也不会影响整体经济的总需求。但是如果这部分资金被用做投资或者以其他形式转化为总需求，那么对于这些资金的税收收入转化就会削弱经济的整体需求。
当税收收入的增长影响了经济发展时，政府就需要采取措施，以投资的形式返还这部分新增税收收入。尤其重要的是，这部分税收收入应该用于投资公共建设或者降低税负，而不能将这部分预算之外的税收收入都用来赎买国债。为此，刺激企业部门增加资金需求的措施(譬如已经实施的在今后五年将投资折旧期数减半的政策)尤为重要。如果不实行这类正确措施，那么经济就有可能再次出现问题。
7.在2011年实现基本财政盈余的目标没有经济合理性
考虑到围绕税收收入变化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作为一个正在从资产负债表衰退中脱身的国家，现在日本政府计划在2011年实现基本财政盈余的目标显然不切实际。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政府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表缺少必要依据，还因为这个目标有可能阻碍日本政府针对实际状况做出恰当的反应，从而造成更大的经济悲剧。
假如日本以前曾经经历过数次资产负债表衰退，那么现在设定一个达到基本财政盈余的期限也并非不可。因为以前的经验和数据为通过数量分析方法预测未来经济走向提供了可能，比如可以预测在债务问题解决之后，企业的资金需求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但是因为日本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种类型的经济衰退，所以这种预测就需要经过反复的论证和修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必然证据支持将2011年设定为实现基本财政盈余目标的期限。如果私营部门的资金需求在这个期限之前就已经复苏，政府就应该开始着手推动财政改革；但是如果私营部门资金需求的复苏出现延迟，那么政府就需要推迟进行财政改革。假如日本政府无视实际情况，盲目地实施财政改革，那么我们就会看到1997年和2001年那种状况重现：经济低迷、税收收入减少、预算赤字不减反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安倍政府当初提出的“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财政改革(也就是说在私营部门的资金需求复苏之前，政府不削减支出也不增税)”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
8.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过多的财政刺激不足为虑
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一大特征就是与个人储蓄和企业净偿债额总和相当的通货紧缩缺口。虽然政府可以出面填补这个缺口，但是政府却很难预先推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借入和支出的资金规模。这是因为陷入困境的企业主管们不会愿意与外界谈论企业的财政窘境，从而使得外界难以明了这些企业面临的资产负债表问题的实际规模，以及它们的偿债速度。
此外，因为政府借贷不足而造成的通货紧缩缺口一旦出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比如1997年，在当时的桥本政府推行错误的财政改革政策之后，日本经济走向崩溃，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五个季度持续下滑，使得政府预算赤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6万亿日元。
这里的重点在于，当经济遭遇资产负债表衰退时，由于财政刺激不足而引发的问题的严重程度要远远超过财政刺激过多而引发的问题。如果说后者的风险相当于一个人在断腿康复后小心翼翼地拄着棍子走路，那么前者的风险就如同这个人不光没拄棍子，并且还拖着断腿飞奔。总之，经济一旦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实施更多的财政刺激政策总比刺激不足要安全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