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大学课堂里所教授的经济学基本上都是以“阳”态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因此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们的经济政策建议也都是以企业实行前瞻性经营策略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作为出发点。因此针对经济衰退的对策建议往往都是诸如加大货币政策力度，削减政府预算赤字以避免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力图缩小政府规模的结构改革等属于“阳”态世界的政策。
但是当经济处于“阴”态阶段时，货币政策将因私营部门借贷的不足而失去效力，与此同时，试图削减政府预算赤字的尝试也只会对经济造成伤害，并最终导致预算赤字的扩大。例如，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那些满脑子传统思维的经济学家们与桥本龙太郎政府的大藏省一道，力图在日本推行财政整顿。但是尽管实施了大规模增税和削减财政支，出的政策，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仍然由于连续五个李度的经济倒退而持续减少。并且由于经济的崩溃，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最后不得不从1996年的22万亿日元猛增至1999年的38万亿日元。
在此期间，大藏省的官员们和许多传统经济学家基于“阳”态阶段的经济理论辩称，大规模的预算赤字将加剧利率的上升。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1997年4月，当桥本政府开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时，日本的10年期国债利率为2.3%，但是之后当日本政府的预算赤字从16万亿日元激增至38万亿8元时，国债利率却下跌到了0.8%。也就是说，因为经济周期正处于“阴”态阶段，所以桥本政府的财政整顿政策造成了两个在“阳”态经济中绝对无法想象的现象：一个过大的预算赤字，以及随之出现的过低国债利率。
在德国，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虽然政府不断尝试削减预算赤字和进行结构改革，但是最终仍然无法改变经济形势和预算赤字规模。这些尝试失败的原因同样是由于政府试图在“阴”态阶段实施“阳”态阶段的政策。德国经济真正复苏也是到2006年，德国企业完成资产负债表修复之后才开始的。
1.第一个任务：判断经济处于“阴”态还是“阳”态
最重要的是，政府首先需要判断经济究竟处于何种状态，然后制定相应的对策。事实上，经济摆脱“阴”态阶段所需的时间取决于人们摒弃“阳”态思维并采取适当措施的速度。
但是这样的转变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比较排斥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更倾向于一个少干预经济的小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独立自主。大众之所以会有这种偏好，不仅是因为这样的方式看上去正确，更主要的是“阳”态阶段的经济快速成长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得以实现的。但是在小政府的领导下，经济能够繁荣昌盛的根源是企业都拥有状况良好的资产负债表，整体经济正处于“阳”态阶段。
此外，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很难使他们理解，经济衰退或者流动性陷阱正是由于他们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努力所致。也就是说，在个体层面上，大众都在通过偿还债务、改善自身财务状况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很自然地会认为，只要大家都这样做，整体经济状况就会得到改善。
并且，媒体和评论家们都认为，只要企业更加努力地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就能够战胜经济衰退，这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种观点鼓吹即便在经济衰退期间也会有成功者，企业应该依靠自身努力而不是依赖政府援助，那些失败的企业只要能够像成功企业那样努力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就同样可以取得成功，进而推动经济走出衰退。
尽管这种观点在“阳”态阶段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阴”态阶段却是大错特错。在“阴”态阶段，不管企业如何努力改善其产品和服务，收入循环的停滞现象(比如流入银行系统的资金，因为借贷方的缺乏而无法再次流
出)都会由于个人部门的继续储蓄和企业部门的借贷缺乏而一直持续下去。只要这种停滞不改变，经济就会向着紧缩均衡(ContractionaryEquilibrium)一直滑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企业越是努力地修复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总需求就会越小，整体经济状况也越糟糕。
在这种状况下，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必须争夺一块规模日渐缩小的经济大饼，并且不管这些企业如何努力，这块经济大饼的规模也不可能增加。当然，企业的“自助”在任何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这种“自助”包括债务偿还时，如果政府不出面将这些企业的偿债资金和个人储蓄导入收入循环中的话，那么整体经济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通货紧缩的泥沼。
由于正在经历资产负债表问题的企业很自然地会倾向于死守这个秘密，与此同时传统经济学理论对于企业负债最小化的研究又极其欠缺，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就造成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都无法找出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这种误解促使媒体不断鼓噪实施传统(也就是基于“阳”态经济)货币调节政策，进行财政整顿改革，而这些措施只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延缓经济复苏的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某个能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清真相的人站出来告诉大众：经济正陷于合成谬误之中，身处这个合成谬误以外的组织一也就是政府必须出面消除由于私营部门的活动而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个人必须明确指出，基于“阳”态经济的政策举措此时只会进一步伤害经济，造成像1937年的美国或1997年的日本那样的巨大灾难。
有意思的是，凯恩斯主义者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相反的形式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些人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经济政策只有在“阴”态阶段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而是试图利用财政政策来调节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已经处于“阳”态阶段，所以他们的政策导致了高通胀和高利率，造成资源分配混乱、通货膨胀加剧、利率高企、经济增长停滞等灾难性后果。最终，在美国大萧条之后曾经备受推崇的凯恩斯政策逐渐失去公信，财政刺激政策也被敬而远之。
2.预算平衡的功与过
在经济周期的“阴”态阶段推行诸如以财政整顿为主的“阳”态经济政策，或者在“阳”态阶段实施诸如积极财政刺激等“阴”态经济政策，虽然都将给经济带来伤害，但是前者造成的破坏较之后者要严重得多。在“阳”态阶段实行“阴”态政策最多也就是造成通货膨胀、高利率，以及资源分配的无效率。但是在“阴”态阶段推行“阳”态政策却会导致严重的失业现象，引发经济萧条。
这种危害程度的不对称性尤其需要特别指出，因为财政整顿和预算平衡的话题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当政府背负庞大预算赤字时总是会受到广泛欢迎。所以，这也使许多国家的决策者们在不恰当的时机采用了财政紧缩政策，最终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当年正是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对预算平衡的执著将全球经济推入了大萧条的深渊。而当时的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Brining)同样是预算平衡的拥护者，在他的领导下，本来已很脆弱的德国经济立刻分崩离析。
美德的经济决策失误为像希特勒这类人的崛起铺平了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而在正常环境里，他们这类人根本不可能当选。
但是希特勒上台后针对处于极端“阴”态的德国经济实施了有效的财政刺激政策，这种举措使德国的失业率从30%迅速降至2%(图3-9)。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使得希特勒被神化，他本人也因此而过度自信，最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更加可悲的是，当希特勒成功地使德国经济重新繁荣时，作为欧洲强国的英国和法国依然被预算平衡支持者们所左右，导致经济复苏脚步缓慢，进而拉大了它们与德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而经济实力上的这种差距又使希特勒确信德国能够在战争中战胜英法。
在美国，虽然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而开展的公共工程建设最终诱发了经济的复苏，但是甚至罗斯福本人也依然无法从预算平衡的咒语中解脱出来，他在1937年开始转而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再次将美国推入萧条之中，扩大了和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当然罗斯福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是以财政整顿作为纲领宣言击败了胡佛总统，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直到1937年的失败为止，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积极财政刺激政策的拥护者。1937年的状况使罗斯福终于意识到了财政政策的重要性，但是美国在1937年的低迷已经进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自信。例如，德国本来非常警惕波音公司于1935年研发完成的B-17四引擎轰炸机，因为德国空军根本没有能与之抗衡的相同机种。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削减支出的政策，这种轰炸机的服役一再拖延，当希特勒在1939年9月入侵波兰时，美国军队只装备了30架B-17轰炸机。
这些事例表明了，对财政整顿和预算平衡的过度沉迷将会导致可怕的悲剧。尤其是在上面的例子中，由于一个独裁者采取了与“阴”态经济相匹配的经济政策，使得这个悲剧更加惨烈。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Rob-inson)曾经发出一段著名的感叹：“我并不认为凯恩斯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学术成就(Triumph)，反而认为这是一场悲剧(Tragedy)，因为在凯恩斯试图解释为何会产生失业之前，希特勒就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而这样的危险甚至在今天也依然存在。
例如刚刚经历过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德国，由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限制，无法实行它所需要的财政刺激政策，从而造成经济状况恶化，在失业率高企的前东德地区，新纳粹主义分子组织的势力开始抬头，这种现象仿佛是70年前布吕宁时代的重现。当然，今天世界的经济环境和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远远好于70年前，问题也依然在控制之中。但是在“阴”态经济周期阶段，决策者们对财政整顿和预算平衡的执著使得经济进一步遭受损害的危险不仅在德国，在其他国家也仍然不容忽视。
3.超越盲目信仰
经济历史学家们应当着力研究那些由于执行散漫财政政策而出现危机的国家，与像大萧条时代的德国和美国那样因为执著于预算平衡而出现危机的国家之间的差异，认真比较，哪一种政策所造成的破坏性更加严重。尽管这种验证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畴，但是其结果大概是：只要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能够保持正常的独立运作，那么无论再大的政府预算赤字，其导致的高利率和私人投资挤出效应的负面影响都是有限的，但是一旦中央银行迫于政府压力，执行有损公众信赖的政策，则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里根时代的美国和过去15年间的日本，财政整顿政策的拥护者们不断警告国家正在滑向财政崩溃的边缘”，但是结局却并非如此，其根源正是由于两国的中央银行都没有屈服于政府压力，而是坚定地认真执行了获得公众信赖的政策。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在过去15年中，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依然坚称日本的财政即将破产，力主日本政府收紧支出，提高税收。与此同时，像保罗·克鲁格曼这类的专家不仅主张日本政府大胆实行让中央银行显得毫不负责的金融缓和政策，甚至认为日本央行应该出来主动宣布自己这种不负责的意向。这些观点完全无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早就告诉我们：财政政策可以在“阴”态阶段发挥作用，并且只要中央银行能够执行负责任的金融政策，那么再激烈的财政刺激也不会引发高通胀和其他严重问题。
这些专家的错误建议都是建立在两个盲目的信仰之上：一个是对于日本财政即将崩溃的预言；另一个则是只要增加流动性，就一定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
后一种信仰以第一章已经提到的，私营部门依然有资金需求作为大前提；前一种信仰则如第四章已经阐明的，英国的预算赤字在1945年已经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0%，但是英国经济依然没有崩溃一样，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此外，许多批评家花了10年以上的时间不断叫嚣日本政府庞大的预算赤字将造成利率飙升，而事实却是，虽然日本政府债务在不断增加，利率却不升反降。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简单，由于企业都在急于偿还债务，造成金融市场上剩余的民间资本无处可去，只能一起流向唯一的借贷方一政府部门。
经济学界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为止信奉的都是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是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学说，再到现如今，则完全被货币政策学说主导。经济学主流的这些剧烈变动以及经济学家们对于流行学说的热裏折射出经济学本身依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日本近年来的经验已经表明财政紧缩和货币政策可以在“阳”态阶段发挥效应，而在“阴”态阶段则会适得其反。同样的，曾经主导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学派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阴”态经济中发挥作用，而在“阳”态阶段却会产生相反效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日本这些年的经验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不是万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