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史上,纸币的出现是货币的飞跃性重大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纸币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宪宗时的“飞钱”
汉武帝时，因长年征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曾铸行次品“三铢钱”和“白钱”(用廉价的锡和铅等铸成的合金币)，同时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过“白鹿皮币”。这种皮币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可算是纸币之滥觞吧。
宋真宗(997-1022年 )时，成都商家印制发行了代替铁钱的凭证一“交子”,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存款人付给铺户现金，铺户把存放现金的数额填写在楮纸(楮是一种落叶乔木， 树皮是制造优质纸张的原料，桑皮纸和宣纸均属楮纸)制作的专用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存款人凭此可在异地提取现金，铺户收取每贯(一千文) 30文,即3%的酬金。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交子” 从民间商业信用凭证，转为官方法定货币。官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监管主持交子的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禁民间私造。这是中国最早由中央政府主持发行的纸币——“官交子”，比西方国家发行纸币早六七百年，是世界上公认发行最早的官方纸币。最初，“官交子” 的流通几乎只限于四川境内，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
神宗时放宽规定，一次印行的交子可连用两届，相当于发行额增长了一倍,交子开始贬值。哲宗时，由于无限制地增印，交子严重贬值。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改交子为“钱引”,以代替贬值的交子。
钱引以缗(音min)为单位(每缗合一千文) .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较精良;但已经不置准备金(钞本)，不许兑换铸币，而且随意增发，因此不久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自来仁宗时的官办交子算起，一直到南宋亡国的250多年里， 先后在北宋发行了“咬子”“钱引”“小纱” 和地区性的“两淮交子”; 南宋又发行了“会子”“银会子”“关子”“公据”以及地区性的“湖北会子” 等多种纸币。其中,流通时间最长的是北宋的“交子”,发行量最大的则是南宋的“会子”。据传说，著名的传世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收藏，可靠的交子样本至今尚无发现。南宋经济倚重海外贸易,钱币大量流失海外,致使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南宋初年，发行过一种代替白银流通的“银会子”，以钱为单位，面额分为-钱和半钱两种,每年换发-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制纸币,但只限于局部地区使用。
南宋主要的纸币是会子。会子首先起于民间，公元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改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随后推广至全国范围发行。起初会子由临安府印造，以10万缙铜钱作为发行准备金，“会子” 与铜钱的比价保持在每得值770文左右。
会子发行之始，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 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三笔》卷14)。可见当时朝廷对发行纸币之谨慎和重视。
1168年， 为了保障币值坚挺，防止伪钞流通，政府改革发行制度,议定立界限(期限)额发行会子，期满回收。“三年立为一界， 界以一千万缗为额"(《宋史.食货志》卷181)。到了12世纪60年代，钞本仅为六十分之一,最终索性就无钞本发行了。财政困难和政治腐败，致使第九界会子以后，陷于失控状态，币值每况愈下。至淳佑7年(1247年),会子极度恶性膨胀。南宋末年，200贯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南宋度宗( 1265-1274年 )咸淳初年，内采用佞臣贾似道建议，废会子而发行新纸币关子，号称“金银关子”。结果是“‘关子’ 行，物价顿踊”( 《宋季三朝政要》) ,通货膨胀达到南宋最高峰。南宋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不数年，元兵南下，会子和关子便与宋借亡。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彼罗(MarcoPolo, 1254-1324年 )在1275和1292年，曾经两度游历中国。他在1298年发表的游记中惊奇地说:“纸币 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生命危险拒绝使用——使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还可换取金...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
马可.波罗向欧洲和世界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纸币印制工艺，以及发行流通的情况。元朝( 1279- 1368年)延续和发展了宋代的纸币制度，以纸币为主要通货，是中国古代史上纸币流通最为通行的全盛时期，管理制度也有了重大改进。010 元朝版图辽阔，诸汗国横贯欧亚。国家发行的纸币，携之可“北逾阳山,西及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非常便捷。美国当代学者劳伯特在他的《中国英才》( The Genius of China)中如是说:“最 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影响，自1661年由瑞典发行。”
由于南宋殷鉴不远，蒙元王朝特别制定了详尽的信用货币法规《至元宝钞通行条例》，设立了“钞券提举司”垄断货币发行;拨足丝和银为钞本来维持纸币信用;允许民间以银向政府储备库换钞或以钞向政府兑银;同时严禁私自买卖金银;对于伪造纸币，以伪造的数量、规模来定罪轻重,从受刑时间、罚没财产数量直至死刑都有明细规定;所有钞券均可完税纳粮;明令白银和铜钱退出流通，确立交钞的法偿地位。如此定制，可谓世界史上首创的银本位纸币制度。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印发了“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交钞”，元二十四年印发“至元通行宝钞”,元武宗至大二年( 1309年)发行“至大银钞”。元世祖于至元十三年( 1276年)收兑江南当时流通的南宋纸币即关子、会子，禁用铜钱。中统交钞则由木版印刷改为铜版印刷。这样，全国的纸币就统可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元朝早熟的信用纸币制度，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局限性而悲剧性地走向了反面。那个依靠爆发性武力而起，但如风而逝的庞大帝国，不存在起码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无力形成-个支持 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大环境，即便订了个好制度，也没有可靠履行的保障。日趋腐化的蒙元皇室，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诱感，以及面对连年对外用兵造成的财政压力，很快就自坏成法，超发纸币，失信于民。短短20年后，宝钞便贬为原值的十分之一。之后,政府进一步濫发宝钞，元未米价竟比元初上涨六七万倍。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政权货币都是县花一现，不久均为大明敉平。
英国学者、中国科技史研究权威李约慧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011量史料论证: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技知识水平，直至15世纪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深明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考虑，仍然决定采行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洪武八年(1375年)立钞法,颁行了“大明通行宝钞”,这是有明代印发的唯-钞票,票幅面积为38毫米x 220毫米,是中国和世界上迄今票幅最大的纸币。
大明通行宝钞的发行与朱元纸币不同,完全违背了信用准则，不设发行准备，又不分界(期)发行，是长期全面流通但无储备担保的“信用纸币”;而且只出不进，亦即方面发钞支付军饷、 政府采购以及单向兑人金银，另-方面收取租税时却不收宝钞只要白银或搭收少量宝钞。如此行事，纵有严刑酷法和种种补救措施，随着发行量无限扩大，不久就开始膨胀贬值，沦为“无信用的信用货币”。不及百年，其价值仅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在民间视同废纸，宝钞流通名存实亡。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明廷规定人库一律为金银，无异于宣判了宝钞的死刑，回归贵金属货币制。
从无信用的“信用货币”制，到回归为贵金属货币制，不失为明智之举,可以约束政府任意印发纸币的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藉以鼓励投资与贸易，有利于晚明的经济繁荣;但本国产银很少，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中央政府仍然非常缺乏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能力。
明末强敌当前，天灾人祸，社会动荡，辽东等战局日新恶化，社会生产力直线下滑，税收却不断加大，人们对国家民族前途信心黯淡，货币持有人(白银所有者)越来越倾向窖藏白银作为自保的储备。上至达官责人，下至中小地主竞相搜刮积银，付之窖藏。社会性大量货币沉积，势必催生通货紧缩。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天，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限制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并为根绝天主教，终止了来自澳[ ]的葡萄牙商人的贸易;人秋,华人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发生暴力冲突，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两万多名中国人，切断了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通途。这两条以丝绸、瓷器和茶叶换取白银之主要商路，一旦突然受阻，进一步导致通货紧缩、银贵物贱，迅即诱发了一场全面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与天灾、人祸、内乱和外敌一道，摧枯拉朽般地埋葬了朱明1朝。在李自成抄掠北京城时出现了如此奇观:平民饿殍遍野，军费左支右拙，官兵无饷养家，崇祯皇帝穿着破龙袍，仅北京官宦家里,就抄出了至少3700万两白银。宋、元、明三朝都用过纸币，内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掉头转向，仍宣告失败,加速了王朝末日来临;宋、金、元三朝的灭亡，都同纸币高度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