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介绍过，亚洲外汇危机是在民间部门过多的短期外债累积、金融系统的跪弱性以及投机势力的攻击等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也就是说，除企业及金融部门的脆弱性等个别国家的内部结构缺陷以外，当时以IMF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制还不能适当控制迅速扩大的世界资本移动的风险,所以亚洲外汇危机问题才能扩散到国际范围,亚洲外汇危机成为认识原来的国际金融体制，尤其是改变IMF职能的必要性的契机。原来的IMF因职能集中在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等宏观经济方面，而忽视债务国的结构性矛后和投资者的群体行为等微观经济层面，从而成为被批判对象。另外，IMF未能提前认识并防止亚洲外汇危机的发生，并且解决外汇危机也只依靠经济紧缩政策，从而引发了对整个经济不必要的灾难。
在1997年业洲外汇危机扩散过程中，IMF对 危机的无效管理程序被现实所证明。外汇危机发生之后，IMF提供了大规模的资金援助，同时在IMF和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主持下，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与公共资金援助关联的强有力的结构调整，但是此区域的危机未能迅速解决，反面扩散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甚至转移到俄罗斯、阿根延等南美国家。尤其在韩国，危机初期，问IMF的资金援助起，实行了强有力的财政、金融紧缩政策，但这些政策不仅未能恢复金融市场的信赖度，却进一步把国家推至破产边缘，对IMF政策可用性的批判高涨。
该批判的基本视点是，作为国际经济体制中真正的最后贷款人，IMF在危机发生时未能提供成员国偿还债务所需的全部资金，仅仅提供的一部分资金，不能帮助其成员国恢复市场信用.特别是IMF过分强调危机发生国家的结构性弱点，在危机发生初期阶段，大幅加强金融监管标准，强制关闭金融机构，引发了金融市场中原本可能不会发生的恐慌。还有一些人批判:就像剧场开始着火之后，首先不是泼水，而是叫一声“着火了”一样，IMF只是增加了市场的不安情绪，并未能对恢复市场信用给子大的帮助。
以这些批判为依据，有些人不仅反对IMF的增加资本额度，还提出了IMF废除论”。据这些人的介绍，原来的IMF体制，不控制国外资本的风险性信用供给，反而对其提供援助，制造国际投机资本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IMF的紧缩政策导致危机发生国家的国民经受失业等苦难。因此反西方情绪，甚至是西方投资者造成亚洲国家崩溃的所谓“阴谋论”开始出现了。
这些IMF体制批判论从国际金融体制的不稳定中寻找外汇危机的发生原因，并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对讨论国际金融新秩序，防止今后外汇危机再次发生，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