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又开始把目光投向美国通胀问题，因为7月1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6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9%，同比上涨5.4%，远远超出经济学家此前预测的中值：6月CPI环比增长0.5%，同比增长4.9%。与此同时，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美国核心CPI同比上涨4.5%，更创出1991年1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尽管这样的物价变化，部分原因应当归咎于去年同期的“基数效应”，因为2020年3月至5月，疫情在美大暴发期间，CPI大幅回落，导致去年的可比数据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由此带来今年同比涨幅过大。当然，美国劳工部还认为，CPI涨幅较大还有一些个别物价涨因素。比如，二手车价格上涨影响6月份CPI升幅的30%以上；再比如，由于经济更广泛重新开放，包括酒店住宿、汽车租赁、服装和机票等相关商品价格有所回升。这都是CPI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的原因。
所以，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看来，最近的物价上涨属于经济重启时的暂时性现象，尽管最近他也承认存在长期通胀压力的可能性，但主要是生产环节持续面临瓶颈，增加了消费物价上涨加速的风险。按计划，本周四、周五鲍威尔要在国会作证，人们高度关注其对经济前景和通胀走势的判断，尤其关注疫情影响消退之后，美联储是否会调整货币政策走向。
这当然是非常重大的事项，但需要看到的是：当前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疫情导致供给不足”所致，而绝非经济过热所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首要任务是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如果无视经济衰退的风险而紧缩货币针对物价，效果会适得其反。因为，紧缩货币会进一步压制需求，需求减少必定会进一步压制供给，在需求和供给的恶性循环之间，物价压制不明显，但经济衰退会加剧。
当年保罗·沃尔克不是用“极限紧缩货币”的手段应对相似的情况吗？是的，但那是为了把绝大多数制造业挤出美国，构建美元治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政治诉求”，而日后物价回落的原因也不是极致性加息、紧缩货币，而且中东战争结束，油价价格下跌的结果。
那美国是否存在发生恶性通胀的基础？说存在，对；说不存在，也对。为什么？美国的确向市场注入了海量货币，一旦这些货币形成巨额信用扩张，那无疑会导致难以想象的物价飞涨。但问题是，这些基础货币是否能够形成巨额的货币扩张？这个信用扩张是否能够形成巨大的实物商品消费？形成实物商品消费是否会引发商品供不应求？对于这些问题，现在没有人可以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确定性回答”。
所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应的经济也处在一个“超级复杂系统”当中，哪怕是过去貌似简单的、货币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似乎也变得更加复杂，而没有确定性的简单结论。正因如此，中国学界、经济界万万不可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更不能把自己的愿望绑在别人的政策之上，试图以别人的错误证明自己正确，那恐怕会贻误战机。
